中國日報網6月28日電 前不久，第九屆美洲峰會在美國洛杉磯開幕。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網站刊發了一篇題為《美國衰落的背后：國內功能失調》（What’s Behind American Decline: Domestic Dysfunction）的文章稱，透過今年的峰會不難看出美國的衰落程度為幾何。

　　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報道截圖

　　文章寫道：“如果一群極富先見之明的政治科學家想設計一種機制來衡量美國影響力和地位的衰落，那么美洲峰會或許就是（這個機制）。”1994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主持了在邁阿密舉行的第一屆美洲峰會，峰會的開幕標志著美國蒸蒸日上的優勢地位。文章提到，蘇聯解體之后，美國站在了單極世界的頂峰。彼時，拉丁美洲也在經歷一場變革，不再是軍事獨裁的地區：幾乎每個國家都有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不少國家都迫切地想與華盛頓展開合作。

　　然而，本次在洛杉磯舉行的美洲峰會卻被認為見證了美國的政治失調和雄心不再。文章稱，峰會的籌劃就亂作一團，就連嘉賓名單都變成了不必要的爭議來源，墨西哥總統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因白宮方面沒有邀請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的領導人而拒絕出席，在他看來，這違反了西半球團結的原則。

　　在峰會召開的前一天下午，美國副總統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活動上大肆吹噓“中美洲伙伴關系”（the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merica）。由哈里斯推動創建的這一倡議，旨在從根本上解決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向美國大規模移民的問題。她在講話中提到，倡議啟動的第一年，該組織向包括增加互聯網和銀行服務等相關項目引入了超過30億美元的企業投資。然而，哈里斯沒有提到的是，倡議中提到的3個國家的總統都抵制本次峰會。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前官員理查德·范伯格（Richard Feinberg）透露稱，當初為舉辦美洲峰會，克林頓政府的高級官員花了近一年的時間與其他國家的政府密切磋商，對政策建議進行微調并努力解決所提出的問題。相較之下，今年的峰會卻絲毫不見上面提及的這些工作。觀察人士稱，此次峰會的特點就是規劃不周、準備不足。

　　文章指出，通常應該提前幾個月詳細討論的議題這次卻是臨時拼湊的，事先也沒有跟其他國家知會。整個活動只讓人聯想到一個享有特權卻十分懶散的學生形象，覺得即便自己不學習、不寫作業也能考出好成績。一位來自南美的外交官在峰會的最后一天用“臨時湊合”一詞給本次峰會做了總結概括。

　　曾多次參與美洲峰會籌備工作的前美國國務院官員史蒂夫·利斯頓（Steve Liston）也表示說：“（拜登）政府的計劃太遲了，讓圍繞著‘誰來了誰沒來’的爭吵成了主要話題。事情很明顯就是看上去的那樣：在最后一刻才拼湊起來，這就讓整個地區覺得美國根本不在乎。”

　　文章還指出，美國政府帶來的提議也給人相同的感覺。曾參加過3屆美洲峰會的加布里埃爾·席爾瓦·盧漢（Gabriel Silva Luján）表示，本次峰會帶來了巨大的挫敗感，“沒有遠大的夢想，這讓峰會非常糟糕”。

　　文章稱，拜登政府的主要經濟倡議也只是一系列要促進創新、建立供應鏈、創造清潔能源就業機會等含含糊糊的承諾。一位官員承認，這項名為“美洲經濟繁榮伙伴關系”（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的計劃在峰會之前甚至沒有拿來與其他國家討論過。在峰會的最后一天，美國又宣布了一系列將在移民問題上實施的“大膽舉措”，但其中很多并不是新舉措，而且也不“大膽”。

　　此次峰會也透露出，美國針對鄰國制定連貫政策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國內問題的束縛。經濟政策基本上屬于老調重彈，似乎更針對的是美國民主黨的基層民眾，而非西半球的領導人或者他們的民眾。堅持解決移民問題則反映出美國國內尚未解決的爭論。即便是峰會嘉賓名單，也是對美國國內政治壓力的回應：如果拜登邀請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他將在佛羅里達州和國會付出慘重代價。

　　就連美國對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巴西等國民主倒退的警告，在一些人看來也是出于對國內民主受到威脅的擔憂。利斯頓指出：“官員們談論這件事的方式，很明顯是在討論去年1月6日那天發生的事。”

　　范伯格也表示，這些措施或舉措的存在要么是為了取悅，要么是為了避免激怒一些利益集團，并不在乎它們的效果如何或是否成功。“導致美洲內部外交軟弱無力的根本原因。”范伯格說，“是美國國內政治失調。”

　　文章表示，在為期兩天半的峰會上，與會各國領導人在洛杉磯會議中心主會議廳發表講話，但感覺就像是有兩個峰會同時舉行。一方面，拜登和他的官員們推動的提議似乎更多的是說給美國民眾聽的，而不是對西半球；另一方面，拉美領導人們則強調了諸多其他問題：他們談到了貧困和不平等，通脹對經濟的影響，糧食、燃料和化肥價格以及各自國家負擔的日益沉重的債務。這些國家所應對的是并非由他們所引起的一系列問題，包括氣候變化、非法販賣武器和俄烏沖突給經濟造成的影響。

　　“當我們有分歧時，就需要坐下來面對面地磋商。”智利總統加夫列爾·博里奇（Gabriel Boric）這樣說。然而，雖然拜登嘴上說“無論世界上發生什么，美洲永遠是美國優先考慮的對象”，但正如委內瑞拉人常說的那樣“說和做之間有很長一段路”。

　　文章還提到了一點，與1994年的美洲峰會相比，這次峰會可謂是“星光慘淡”。當時，白宮邀請著名音樂人昆西·瓊斯（Quincy Jones）來組織，出場明星超過40位。到了拜登的峰會，雖然峰會地點距離好萊塢只有很短的車程，卻沒什么明星捧場。開幕式只有5段音樂，而且多是為了強調樂觀主義和相互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