曬曬咱的錢袋子
擴內需，促消費，關鍵在于錢袋子。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背景下，城鄉居民的腰包究竟咋樣？你的收入漲了還是降了？生活支出多了還是少了？日常生活質量是不是有所提高？對國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又有啥期待？帶著這些問號，本報記者深入基層，分頭采訪了幾位不同地區、不同職業、不同收入狀況的普通人，請他們曬曬錢袋子，算算收支賬。或許您能從中看到自己現實生活的影子。真心期盼國家的有關政策更完善，大家的收入水平步步高。
——編者
淮北打工者王保獻
企業好了，收入才能好
“算算收支賬？家長里短的，您讓俺怎么說得清啊？”聽到記者的采訪目的，王保獻笑著說。
“那就說說您今年存了幾個錢吧！”
老王眼睛一亮：“今年的結余要比去年多，到現在手上已留了8000元，比去年多了幾千元！”
王保獻是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區宋疃鎮人，去年底，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他辭工回到淮北，在老家附近的寶迪肉食品有限公司找了一份新工作。
“公司剛開始每月800元工資，但俺是熟練工，很快就轉正，現在每月能拿1500元左右了。”王保獻笑道，“跟在外面打工拿的錢是差不多的，可外面拿2000元不比在這里拿個1200元啊，家門口打工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天天回家，算算衣食住用行，哪樣不省錢啊。”
交談中，樂觀的老王也有不少擔心。
首先是物價。一提物價，老王就嘆氣，積蓄都得從牙縫里摳，為啥？“物價漲得太快！不說別的，咱淮北人愛吃的蒜苗，今年比去年漲了3倍，6元錢一斤，咬咬牙，俺們就不吃了。”
其次是教育。老王的兒子上高二了，對于未來，老王說：“大學的學費是一筆不小開支，就算砸鍋賣鐵俺也要支持他讀書，不過說實話，家里就靠俺一人支撐，的確很辛苦。”
老王還有一個期盼，是早日將自家3間小平房變成小洋樓。老王住的地方，在城鄉結合部，“但手頭積蓄還買不到城里的小半間房子，在家鄉蓋樓房，也差得很遠。俺不能總擠在那幾間小平房里不是？”
王保獻最后說，“現在，工人就盼這企業增收，企業經營好了，俺們工作才能穩定，工資才能穩中有升。”（記者 朱磊）
富錦糧農孫圣海
讓農民腰包有個“底兒”
33歲的孫圣海是黑龍江省富錦市名副其實的種糧大戶。他們家5口人名下的土地只有5坰，但他“耕作”著的土地卻有337坰。他一年的收支賬，也要從這算起。
337坰地里，67坰是孫圣海從同村鄉親們那里轉包的，種的是水稻；265坰是從附近的前鋒農場承包的，種的是大豆。同樣的兩種作物，卻讓孫圣海的收入在兩年間經歷了從峰到谷的變化。
“主要是靠天吃飯，糧食收成沒保障。”去年天幫忙，雖然水稻和大豆的價格都不算高，但土地的豐收給孫圣海帶來了70多萬元盈余。今年天公不作美，春天大旱和隨后的連續陰雨讓大豆產量只有去年的1/3，面對與去年持平的價格和5500元/坰的成本，一坰地孫圣海就要虧上2400多元。過低的價格讓他不得不把打下來的大豆存在家里待價而沽。雖然今年的水稻實現了1200多斤畝產，又賣上了0.98元/斤的高價，扣除成本一坰地可收入6600多元。但是兩相抵扣，孫圣海今年在種地上還是要虧將近20萬元。
在孫圣海眼里，金融危機的直接影響較小，可家里的支出逐年走高。吃穿花不了多少，一年家里5口人有個萬把塊錢足夠了。但是住、行、孩子教育費用、人際關系的開銷越來越大。小孫家去年買車，今年在市里買了房，油費、汽車的維護費、房貸、物業費一年下來得6萬多元。小孫的兒子上五年級，學費、書本費都已不收，但補習費卻看漲，一年也得將近七八千元。當然，今年有一項消費讓小孫挺開心，就是享受家電下鄉政策買的冰箱，2700多元的價格享受了13%的補貼，他覺得挺劃算。
對將來的收入，孫圣海既有信心也有擔心：大豆價格連年走低，最近不少農民都準備把種大豆的地改為種水稻，“希望國家對大豆也實行最低價收購，讓農民的腰包有個"底兒"。”他說，雖然近年農民種糧有各種補貼，看病有新農合，也有了養老險，但鄉親們還是覺得農業生產風險大，收入不穩定，后顧之憂還挺多。小孫希望國家能為農民建立更完備的保障網，讓農民即使遇到天災也能安穩地生活。（記者 朱雋）
重慶白領曉觀
薪水單漲幅太少了
見到曉觀，是一個工作日下午，他正和朋友在重慶南濱路的露天茶座喝茶。
26歲的曉觀供職于重慶一家國際著名的金融公司，與這個行業的絕大多數人一樣，眼前的這場金融危機，實實在在地改變了他的生活。
“去年9月雷曼破產，沒多久就聽說公司把原本已定好的員工薪水單重新做了。”公司每年10月會給員工發一份薪水單，列出當年員工的薪水以及下一年將拿到的薪水。“薪水單發下來一看，漲幅少了，按慣例我下一年的薪水應該是每月6000多元，但實際只有5000多元。”
薪水少了些，曉觀并沒太在意。真正讓曉觀感到危機的嚴重性，是在去年底，曉觀所在的公司開始要求員工休無薪假，曉觀的假期是15天，被平均分配到2009年的每個節日。同樣開始執行的還有低薪長假制，員工可自行選擇休1年到1個月不等，每月薪水為正常薪水的20%。
假期多了，是因為工作少了。曉觀公司的主要業務分兩部分，一是給上市公司做常規年審，二是在公司上市過程中提供幫助，“以前兩類業務量大概各占一半，近兩年后者的業務量明顯下降，而前者涉及的許多企業會因年景不好而要求降低年審費。”
今年10月，曉觀收到了年度薪水單，“非常吃驚。”按慣例在公司工作第三年的員工如考核合格，月薪將升至1萬元，但曉觀的薪水單上只有8000多元。“大家都很沮喪，畢竟4位數和5位數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盡管如此，曉觀說他依然會留在公司努力干。曉觀感覺一切在逐漸好轉，“以后這樣在工作日出來曬太陽的機會肯定少多了，但愿明年的薪水單漲幅不會像今年這樣讓人難接受。”（記者 侯露露）
沈陽工程學院老師田旭
希望工資改革更到位
“寶寶，慢點走，別著急。”35歲的田旭一邊說一邊趕緊伸手去扶蹣跚學步的孩子。
“累嘛，那是應該的。關鍵現在養個孩子，費用高著呢，自從出了三鹿奶粉事件，家長們都買進口奶粉，我家也不例外。一罐100多元，孩子一周就喝完了，還得添加各種輔食，花錢的地方多著呢。”田旭說。
雖然金融危機的影響也波及到東北，但身為沈陽工程學院技術經濟系副教授的田旭，由于工作在事業單位，收入不高，但依然穩定。她每月收入平均在3000元左右，丈夫在市政規劃設計單位工作，收入比她稍高一些。
“收入少，支出也就簡單了”，田旭掰著指頭算起賬：衣食住行占總支出的90%左右。家住80平方米的兩室兩廳商品房，貸款買的，還要月供還貸2000元。
前些日子公婆在這兒幫著看小孩，70歲的老人了，照料日漸調皮好動的小孩有些吃力，可有什么辦法呢？保姆不好請，就算請到了，每月要多支出大概1000元呢。田旭在讀遼寧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家里家外連軸轉，這一年忙得不可開交。父母年齡大了，“家里沒點儲蓄總不行吧，現在的收入僅能滿足基本生活需求，難應急啊！”
對收入分配，田旭認為，當務之急是采取有效手段縮小收入差距，不僅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更應通過二次分配以多補少，千方百計提高工薪階層的勞動收入。
“中央和地方開展的事業單位工資改革，還沒改到我們單位呢。”田旭期待著下一步的工資改革能合理調整工資結構，體現工作的強度、難度和知識技術的含量與價值，“希望工資能體現一線員工價值，絕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一線員工承擔的。”（記者 劉文波）
昆明企業主肖靜
盼給經營者減點負擔
“普洱茶正處在回暖期，又遇上金融危機，市場調整時間會更長些。”坐在自家店里呷一口茶水，肖靜淡定地說，雖然收入不穩，危機加重了經營困難，但也是一個優勝劣汰過程，“讓我面對市場經營消費時更理性。”
肖靜名片上印的是“云南茶馬王茶葉有限公司總經理”，公司現有七八個人，作為大益公司經銷商，分別在昆明兩家茶城擁有兩個鋪面。2003年從昆鋼內退后，她和親友組建公司進入普洱茶市場，2004年銷售額還不到20萬元。今年她開店的總費用都過50萬元了。
“這幾年總體講，經營成本更高了，而收入卻很不固定。從成本上說：鋪面租金從3萬多元一年漲到7萬元；給每個員工多花3000多元買養老、醫療保險；員工工資也從七八百元漲到一兩千元。從收入上講：2006年起，普洱茶經歷炒作風潮，30公斤一件的茶葉被拉高到1.2萬元左右，從2007年4月起又一路降到3000多元，現在恢復到六七千元。”
肖靜說自己的收入來源主要靠公司，但公司賬目是獨立的。家庭開支基本固定：孩子已畢業在自家公司工作；家里養兩部車每年花兩三萬；今年4月買下的一處房產要月供5000元；其他柴米油鹽的花銷若干。以前老羨慕人家開大排量的車，如今覺得還是經濟實用的最好。
談起收入分配政策，肖靜認為，這幾年國家對勞動者的保障要求不斷提高，“以前一些人對員工的保險能拖就拖，現在要交了，”這是好事；但小企業抗風險能力差，困難時國家政策就要多拉一把，“比如加大對勞動者社保的投入力度，以及降低經營負擔。解決就業的大問題終究還要靠千千萬萬中小企業。”（記者 徐元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