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深圳3月13日電（記者鄭天虹 黃浩苑）33歲的劉銀花與生產線上一群80后、90后女工相比，顯得格外沉靜。她的年紀雖大，但打工的年限卻比其他小姑娘要短。劉銀花結婚、生子一直在江西農村，如今，她結束了長達7年的留守生活，與一直在深圳打工的丈夫團圓。
劉銀花的孩子在深圳關外一所公立學校上小學，深圳取消借讀費的政策使得農村留守兒童可以跟隨進城務工的父母，免費入讀公立學校。同時，劉銀花也“解放”出來在深圳找一份工作為家庭增加收入。
“我等了7年，現在一家人終于在一起了，這比什么都重要。”劉銀花說。
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作為城鎮化主體的農民工群體，其流動形態正發生著變化：從單一勞動力“獨闖”都市到攜妻帶子的“家庭化”遷移。30年來，“男工女耕”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正在被打破，“家庭化”移民使得農村逐漸變成空城，或是只有老人留守的空巢。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調查發現，家庭化移民是目前農民工遷移的主要模式。在深圳、東莞等農民工聚集地，甚至可以看到整個村子都復制過來的群落，形成一個亞農村社會生活圈子。
在深圳八卦嶺工業區附近，湖南平江一個村子的人都住在那里，平江話是這里的通用語言。在深圳，可以找到內地1000多個村子的“復制品”。
然而，房子與孩子是農民工“家庭化”遷移中難以逾越的一道坎。目前，“家庭化”移民的農民工大部分“蝸居”在城市的邊緣，以種種方式降低在大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即便僅僅是300元的月租，農民工也往往是選擇幾戶人家合租。
此外，教育也是農民工“市民化”中另一個難解的心結。目前，只有深圳、上海等極少數城市取消了義務教育階段孩子的借讀費，高昂的教育支出是農民工“家庭化”移民亟須破解的難題。
如何安置遷徙的農民工家庭，涉及到戶籍、住房、教育、醫療、社保等方方面面，客觀上必然給城市資源供給帶來壓力，給城市公共管理帶來挑戰。
根據廣東省政協專題調研組的調研報告，廣東外來工子女以每年27萬至30萬人的速度在增長，總數及增幅均居全國首位。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兩會上表示，僅東莞一個市，每年要解決5萬外來工子女的上學問題，財政上就要投入15億元。此外，廣東還計劃每年解決60多萬農民工在城市永久性居住的問題。
廣東省社科院人口與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鄭梓禎認為，實現土地流轉和戶籍開放是實現農民工“家庭化”移民融入城市的重要一步。“土地流轉和開放戶籍是讓農民工帶上資本進城，以土地換社保，享受與市民同樣的基本公共服務，在養老、醫療、教育等各個方面享受基本的保障。”鄭梓禎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