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12月26日電 據(jù)臺灣《中國時報》報道，臺灣“最高法院”以類推適用方式，將大陸公安警訊、檢方偵訊筆錄，視同臺方的警訊、偵訊筆錄，可以采為論罪依據(jù)。
報道稱，爾后，因“證人或共犯在大陸，被告在臺灣”，難以論罪的兩岸刑事困境，將不會再出現(xiàn)。
報道說，以往罪犯若分由兩岸司法逮捕、偵訊、審判，因兩岸欠缺刑事司法互助法制，致使臺灣法官引據(jù)大陸公安警訊筆錄、偵訊筆錄、審判筆錄、死亡鑒定書為論罪基礎，在臺灣引起適法性爭議。“證據(jù)法”上的困境則在于：大陸公安并非臺灣的司法警察，檢察官也非臺灣的司法官，大陸更非“國外”。因此，若采嚴格解釋，證人或共犯在大陸接受公安訊問制作的筆錄，甚至檢察官、法官的訊問筆、鑒定書，這些大陸司法文書均無法采為證據(jù)，罪犯難以論罪，有失社會公平正義。
臺灣“最高法院”為了解決此項困境，不得不以類推適用方式，勉強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五九之三條的規(guī)定。
據(jù)臺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條規(guī)定，被告以外之人(例如證人或共犯)，在司法警察或檢察官前作證后，因滯留島外或所在不明，以致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其證詞若有特別可信者，雖屬傳聞證據(jù)，但可例外采為證據(j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