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在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途中，李文儒（左一）與當地文物專家考察當年存放文物的貴州毛（光翔）公館。照片由故宮博物院提供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侵占東北，華北之屏障頓失。1933年初歲，戰爭日熾，國難益深，榆關告急，平市垂危，為保障國家文物不因戰火而遭受損失，故宮博物院經理事會商議協定，將精要文物遷地儲藏。2月5日夜，第一批南運文物2118箱從神武門廣場起運，此后，伴隨著19557箱文物離開北平來到南京，守護國寶的故宮人也從此出發，隨著國寶一路南遷、西遷、東遷及北歸，經歷了15年之久的艱辛。1945年，抗戰勝利，珍貴文物結束了顛沛流離之苦，卻開始了隔海相望之路。
今年，時值故宮博物院建院85周年、紫禁城肇建590周年，兩岸故宮經多次協商，決定重走當年文物南遷路，對當年沿岸線路文物遷移路線進行聯合考察。6月4日，兩岸考察隊30余位專家從北京出發，在為期近半個月的時間，沿著北京—南京—貴陽—安順—寶雞—漢中—成都—重慶—樂山—峨眉的考察線路，千里踏訪。6月18日，考察活動在峨眉畫上圓滿的句號。就此，記者專訪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文儒。
記者：此次重走南遷路，在重走文物南遷路考察中有何重要發現？南遷文物存放處、文物遷徙路線等是否有可能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李文儒：關于文物南遷，當事人已出版幾種專著記載其事，如我院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那志良的《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莊嚴的《前生造定故宮緣》、歐陽道達的《故宮文物避寇記》、吳瀛的《故宮塵夢錄》、劉北汜的《故宮滄桑》等。此外，兩岸故宮博物院都藏有關于南遷的檔案，這些都是我們此次考察的文獻依據和參考資料。這些文獻和資料各有側重，勾勒出了文物南遷的大致情境，但同時這些文獻大部分屬于回憶性文本，由于事隔久遠，因此往往缺乏整體的、宏觀的視野和細節的描述，這就需要我們在考察中進行相互連貫和整體把握，并通過實地考察，考證和補充重要的細節。
在考察過程中，除了和當地的調查、研究人員一道發現了重要的南遷文物路段和文物的存放地址外，我們也發現了一些以前沒有見過的珍貴的文物史料，并對一些我們過去雖擁有卻重視不夠的史料有了新的認識。我們也發現，由于當年南遷文物的高度保密性和軍事性特征，事實上，當時、當地的大部分人并不真正了解當年文物南遷的內幕，這也導致了那些曾經存放文物的重要場地，毀損和發生較大變化的較多，當然亦有不少還保存得較為完整。現在，通過此次考察活動，我們和當地政府、文管部門在對現留遺址的價值和保護方面共同認識到，那些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或重大影響的南遷文物路線和文物存放遺址，應當成為國家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認真總結此次考察成果的基礎上，將南遷路線和重要的文物存放遺址組合申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對于這點我們充滿信心。
記者：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你們一行用15天的時間走完了故宮前輩15年走過的路，實景、實地、實事，相信一定與以往紙面上的歷史研究有著不同的感受。請問此次考察對于故宮學學科有哪些建設？您作為北京故宮方面的負責人，有著怎樣的心情？
李文儒：的確，在重走文物南遷的路上，進入文物南遷的現場場景的感覺遠遠超過了閱讀文獻的所獲。僅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重走”也是一種新的研究路徑和重要的研究方法。過去，我們一直對紫禁城建筑、對150萬件(套)以上的歷代文物的研究高度重視，這也形成了我們的研究長項和特色，但我們對故宮博物院院史的研究，尤其是對文物南遷的這段歷史的研究是很不夠的。現在的“重走文物南遷路”是時隔70多年后，我們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考察和研究這段歷史，從研究的角度確實有“遲到”之感，假如我們在50年代、60年代重走文物南遷路，或者即使是在80年代、90年代重走文物南遷路，收獲肯定會更大一些。但是以歷史的眼光看，繼承和弘揚光榮的文化傳統，任何時候的考察和研究都是有意義的。
在考察的過程中，我個人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強烈的感覺：第一，深切地感覺到故宮文物南遷的重大歷史事件絕不只是故宮人自己的事情，文物南遷是全國護寶、全民護寶的集中體現，是一次政府決策、軍隊護衛、民眾參與的民族護寶的集體行動。第二，文物南遷給故宮博物院的歷史、給故宮人、給故宮的文物增添了新的歷史價值，一個經歷過文物南遷的故宮人，一個實地重走了文物南遷線路的故宮的后來人，在他的生命歷程中和感知認知的領域里，和沒有這樣經歷是完全不一樣的。文物也是有生命的，經歷過南遷的文物和沒有經歷過南遷的文物的價值和它附帶的歷史信息和影響力也是不一樣的，我們要充分認識文物南遷產生的新的價值。第三，我們特別注意到，在南遷文物的艱苦的甚至是慘烈的戰爭環境中，故宮人、博物館人沒有放棄博物館的文化價值使命，就在百萬文物的大遷移路途中，還挑選了數百件精品在國內外舉辦過多次展覽。第四，這次兩岸故宮重走文物南遷路，我相信是開拓而不是終結，我們的文物南遷路并沒有全部走完，并且可以創造出多種“重走”的方式，比如我們挑選和組織曾經南遷過的文物組成主題鮮明的流動展覽，在當年的南遷路上流動展出，肯定會產生超越時空的巨大社會影響。
記者：近年來，北京故宮致力于兩岸文化交流，如去年北京故宮37件珍貴文物“出宮”，協作臺北故宮舉辦“雍正大展”。因為特殊的文化背景、歷史淵源，兩岸故宮的一舉一動，在兩岸交往史上都會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在這種意義上，此次重走之旅不僅僅是路線的重復、歲月的重溫、史實的重估，更是一次溫故知新、繼往開來之旅。兩岸故宮聯合考察文物南遷之路，對兩岸文化交流有哪些實質性的推動？
李文儒：此次考察主題是“溫故知新”，副題是“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這個題目的確定就很有意味，重走文物南遷路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提出的，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協商中，臺北方面提出了“溫故知新”作為一個鮮明的主題，我想對于兩岸故宮來說，其意義盡在“溫故知新”中，溫故是為了知新，兩岸故宮重走文物南遷路是一種對共同歷史的追尋，更是對共同未來的創造，自去年兩岸故宮實現正式的、常規性的合作交流以來，兩岸故宮關系日益密切，合作交流的領域迅速擴大。
今年9月，為慶祝故宮博物院建院85周年，北京故宮將舉辦“明永樂宣德大展”和故宮學學術研討會，臺北故宮博物院周功鑫院長將出席開幕式和故宮學學術會議。10月，舉辦“故宮文物南遷特展”，此次重走文物南遷路的考察成果，會集中體現在展覽中。11月，繼去年在臺北故宮舉辦了兩岸故宮第一次學術研討會之后，我們將在北京故宮舉辦兩岸故宮第二屆學術研討會。應該說此次兩岸故宮重走文物南遷路為今年的一系列重大活動拉開了序幕，我們對兩岸故宮博物院未來的合作和交流前景充滿信心和期待，像這次共同重走文物南遷路一樣，我們雙方一定會加倍努力，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李 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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