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昭和二十年(1945年)八月十四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詔書，到現在已經過去整整68年。然而，本該從歷史上消失的日本軍國主義陰魂，卻在60多年后今天的日本領導人身上開始復活——他們不僅否定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在東亞不斷挑起事端、對本該按照《開羅宣言》和日本在二戰投降書上簽字“歸還其從中國竊取”的釣魚島“國有化”、否認二戰侵略歷史，甚至還叫囂著要學習納粹來“修憲”，以謀求擴軍備戰……針對近來日本越來越離譜、越來越危險的舉動，臺灣社會呼吁——
不承認對亞洲國家侵略，讓受到過日本軍國主義鐵蹄踐踏和奴役的亞洲人民怒了！通過強盜手段將釣魚島“國有化”，讓全球中國人怒了！
對于越來越離譜的軍國主義復活、一系列挑戰戰后新秩序的挑釁行為，原來視日本為盟友的臺灣各界也開始重新審視這個盟友:日本要翻二戰的案嗎？
■中國對日侵華戰爭罪行清算其實沒結束
12月1日，是二戰中著名《開羅宣言》發表70周年，和往年一樣，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都會習慣性地拿出一個文件袋，因為那里有他搜集的一些研究二戰相關史料，尤其是關于《開羅宣言》方面的。
不過，張亞中感覺到和往年有些不同的是，無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或者是海外，關于紀念《開羅宣言》發表的活動層出不窮。張亞中認為，之所以過去沒有這樣高潮迭起的紀念活動，可能有這么幾個方面:一是，大家為了和平目的，給日本更多認識歷史，改正錯誤認識的機會，所以，不去有意擴大這類紀念活動。二是，過去戰后日本有幾任領導人，曾公開為日本侵略亞洲國家、給這些國家和人民帶去的苦難而道歉，那么既然這樣，大多數國家和人民也都從著眼未來考量，希望日本能牢記歷史，并以史為鑒，多做有利于亞洲、有利于世界人民和平的事，也就放下恩怨，繼續和日本交往，甚至發展友好關系。三是，一些國家因為國家發展原因，或者因為內戰原因，還顧不上對日本戰爭罪行進行清算。而中國是三者兼顧。
70年前的1943年12月1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前夕，中、美、英三國首腦聚會北非埃及首都開羅，發表了著名的《開羅宣言》。正是《開羅宣言》確認了日本發動的對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侵略性質，宣示了中、美、英三大國聯合對日作戰的目的和宗旨。
張亞中說，該宣言規定了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懲罰性措施，更重要的是，它明確規定“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包括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悉數歸還中國”而釣魚島作為臺灣島附屬島嶼正列其中。
“不應該因為有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臺灣1952年與日本簽訂的和約，或者大陸和日本建交后簽訂的協議等，就認為中日戰爭賬算清了，其實，這只是個開始。”張亞中電話中告訴本報記者，《開羅宣言》是戰后東亞國際秩序的起點，《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伏書》是第二及第三個逗點。《舊金山和約》原本應該是最終的句點，但是美國沒讓兩岸當局中的任何一方參加，而是兩岸后來各自與日本分別簽署了和平條約，各畫各的句點，“但是從整個中國來看，這只是個頓號而已。”
張亞中表示，日本迄今不愿意承認戰爭的罪行、參拜靖國神社，拒絕為慰安婦事件賠款。更發生了戰敗國強占戰勝國領土釣魚臺列嶼的奇怪現象，琉球問題亦未依國際法處理。這些均是由于兩岸內戰造成分治，而讓日本得以從中得利并逃避責任。日本雖然是個戰敗國，但是利用了兩岸的分治與敵視，成為一個強勢的戰敗國面對兩個因為分治的弱勢的勝利者。日本的行為充分顯示，一個以《開羅宣言》開始，一個最后一個句點，即必須由兩岸共同與日本簽署的和平條約還沒有真正的完成。
“因此，一個戰后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對日和約其實并沒有產生。”張亞中認為，它必須由兩岸合起來與日本共同簽署一個最終和平條約才算完成法理程序。
■美國是軍國主義真正的“招魂者”
“無論釣魚島事件，還是東亞其他地方緊張局勢，哪一個都離不開美國人的暗中策劃，然后讓他的‘小兄弟’出來挑事。”這是兩岸專家學者對近來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和朝鮮半島緊張局勢背后故事的基本共識。
除了在釣魚島、在東海防空識別區問題上，美國一邊倒似地傾向日本挑釁中國外，就在兩岸都在紀念《開羅宣言》當天，美國在臺協會(AIT)前處長司徒文卻妄言:《開羅宣言》認為臺灣應歸還給中華民國的意圖非常明確，中國大陸以《開羅宣言》來主張對臺灣主權的正當性“不成立”。
兩岸紀念《開羅宣言》，本身是兩岸中國人對正義歷史的追憶，對企圖推翻二戰歷史的日本的警告，個中并沒包含司徒文的“言外之意”，而作為美國人，司徒文不僅沒有支持由自己祖國曾一起參與宣告的這個宣言，反而混淆是非，在那兒“指桑罵槐”。
當然，司徒文的這種“司馬昭之心”的言論引發了兩岸中國人的憤慨。
臺灣著名時評人張方遠以《兩岸問題司徒文別插嘴》為題發表文章指出:我們尊重司徒文個人的主觀愿望，但他的說法既與歷史客觀事實不符，也與國際法理相悖。司徒文早年曾外派北京，2009年后又成為AIT臺北辦事處處長，理應對《開羅宣言》之于東亞與兩岸的意義了若指掌，如今蓄意公開發表此論，顯然在誤導臺灣民眾，挑撥兩岸關系于無形。
張方遠指出，以西方所建立的當代國際關系體系來看，中國與西方民族國家形式有很大的差異。就算內部幾經改朝換代，但“中國”這個國家卻不像羅馬帝國那樣消散。美國人司徒文如果不能理解中國這個特殊性，在解讀《開羅宣言》的適用上就會產生很嚴重的誤差。
他說，1895年馬關割臺，中華民國當然還未成立，《馬關條約》是由清朝所代表的中國與日本所簽訂。二戰末期，日本敗象已露，1943年所發表的《開羅宣言》聲明“日本竊取于中國之所有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當時代表中國的政府即蔣介石所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1947年才行憲)，“中國”由“中華民國”政府代表行使國際權利。戰前日本從中國竊取的領土，戰后必然歸還給中國，只是代表中國的政府已由過去的清朝更迭為當時的中華民國，因此《開羅宣言》聲明臺灣等地在戰后歸還中華民國，在本質上就是歸還給中國。《開羅宣言》復經《波茨坦公告》與《日本伏降文書》加以確認，臺灣復歸中國殆為定論。
1949年兩岸由于內戰而“分治”，但中國的主權并未分裂，兩岸都實施一中憲法，沒有成為兩個國家。因為內戰的歷史事實，再加上一中憲法，而且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整個中國，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也由大陸政府來代表，那么大陸根據《開羅宣言》來主張擁有臺灣的主權合法合理合情，同時也能主張對釣魚島的主權。如果大陸方面不如此宣示那才奇怪，不就成了“賣臺”與“棄釣”的歷史罪人嗎？
張方遠一針見血地指出，兩岸之間確實存在爭議，現狀也很復雜，但這并不妨害臺灣與釣魚臺等地歸屬中國的事實，而究竟誰代表中國則是兩岸之間的問題。兩岸之間的問題，是國共內戰造成的結果，即中國的內部事務，必須由所有中國人共同解決，美國人司徒文沒有資格說三道四。司徒文不要忘了，《開羅宣言》所建構的戰后東亞秩序，正因美國的插手干涉而被破壞。兩岸長期分裂，臺灣問題懸而未決，也是美國造成的。美國操縱分離主義勢力，炮制所謂“臺灣地位未定論”，透過各種管道在臺灣社會各階層各領域進行全面的塑造意識形態工程。
最后他將話題轉向臺灣當局:司徒文拿《開羅宣言》扭曲臺灣法理定位，介入兩岸事務，挑撥兩岸關系，竟還成為臺灣當局的座上賓，這對于大肆紀念《開羅宣言》的馬政府來說，不是最大的諷刺？
而對于美國指責中國(大陸)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問題，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臺灣勞動黨主席吳榮元表示，中國有權力也有責任在其領空延伸區域劃設防空識別區，尋求自我防衛，美日無權干涉，也無立場指責。美日才真正是東亞地區最大的戰爭因子，圖謀圍堵中國，又將責任歸咎到中國身上。
吳榮元表示，防空識別區的概念即由美國首創。二次戰后美國劃設臺灣與日本之間的防空識別區，將釣魚島歸入日本防空區，又于1972年片面將釣魚島行政權移交與日本，制造了遺留至今的釣魚島問題，造成區域動蕩不安。
吳榮元指出，如果真的要尋求東亞地區和平安寧，美國就應該停止再插手亞洲事務，必須先正視、承認釣魚臺爭議的存在事實，不要以“美日安保條約”作借口，不明確表態卻偏袒日本；美國唯有承認爭議的現狀，放棄干涉，相關國家與地區才有冷靜溝通的可能，帶來永續和平的曙光。
臺當局前農業主管部門負責人、現任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政策委員的林享能也表示，面對日本右翼勢力上演“購島”鬧劇，中方公布防空識別區是被逼出手，別無選擇。
■國際社會對中國并不公平
“兩岸中國現在可以考慮打出《開羅宣言》這張牌，把清算日本對中國犯下的戰爭罪和還回釣魚島這個問題推到國際舞臺上。”談到釣魚島問題和日本軍國主義抬頭，林享能表示，事關領土主權上，必然寸土不讓。他認為，兩岸中國人不妨尋求在國際上祭出《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呼吁日本懸崖勒馬。
他還呼吁，兩岸在東海和南海應該形成共識，不要有分歧。釣魚島是中國領土，不管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一樣。
其實，不僅僅兩岸中國人對美國袒護日本不履行二戰有關文件，甚至出現美國慫恿表示不滿外，國際社會也有同樣聲音。
10月下旬，美國《紐約時報》刊登了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特的一篇《世界欠中國二戰一筆戰爭債》的文章，文章中拉納·米特指出，中國(大陸)在表達渴求亞洲和平之際，也堅定地對東海和南海海域聲索主權。對許多觀察家(以及那些惴惴不安的中國鄰國)而言，這種矛盾給人以壓抑感，原因在于中國在世界上與日俱增的重要性。
“其實，另一個很少被記起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即中國揮之不去的憤懣情緒:中國在二戰期間對同盟國抗日戰爭的貢獻不但從未被全面承認，也未轉化為中國在本地區的政治資本。”拉納·米特表示，中國抵抗日本侵略是未被講述的二戰偉大故事之一。盡管中國是首個與軸心國交戰的同盟國，與美國、英國甚或到1945年8月才對日宣戰的蘇聯相比，中國在太平洋戰局中的作用遠未得到承認。戰后，中國的貢獻被置于一旁，在純意識形態競爭的冷戰期間，成為不宜提及的一段歷史。
該文章中，拉納·米特教授指出，中日戰爭在1937年全面爆發。盡管遠比強大的美國或大英帝國弱小、貧窮，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發揮了主要作用。1944年，約4萬名中國士兵在緬甸與美英軍隊并肩作戰，確保史迪威公路安全通暢。在中國境內，他們牽制約80萬日本兵力。中國為此付出巨大代價。日本則犯下諸多暴行。這些暴行使當時疲弱和孤立的中國承受巨大壓力。戰爭勝利后，中國因其貢獻而擁有一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但僅此而已。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后，對西方而言，中國僅在數年間就從盟友變為具有威脅的共產主義大國。
“如今，與這段歷史密切相關的一個主要后果是，同1945年后形成北約和歐盟的北大西洋地區不同，昔日的亞洲敵對國家從未達成類似多邊機制。美國在其主導的戰后秩序中讓中國靠邊站，意味著中國和日本從未簽署合適的和平條約，許多西方歷史學家也將中國在二戰中的作用視作一個插曲。”拉納·米特感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