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北市政府，羊城晚報記者專訪了該市環保局長吳盛忠，暢談臺北的“垃圾處理經”。他說臺北也在不斷學習完善垃圾處理，也曾在哪里建垃圾處理廠頭疼過。
民眾對垃圾分類也曾抵觸
羊城晚報：臺北的垃圾分類差不多走過十幾年了，能不能給我們講一下這十幾年的進展情況？
吳盛忠：實行“垃圾不落地”前，臺北一天垃圾最高是3000噸左右，而現在是1000噸左右。
羊城晚報：臺北開始試行垃圾強制分類時，好多市民剛開始也很抵觸，覺得很不方便，這么多年的習慣要改變，您覺得臺北經驗有哪些是值得大陸城市學習的？
吳盛忠：其實這個還真是要時間的。雖然臺北是2000年實施的，但之前就大力推進教育工作，從學校，社區，都要先形成氣候，而不是說我們要強制施行什么。當然最后就要靠執政者的意志力和公平心了。以前我們垃圾是要隨水費征收，一年收14億臺幣呀！而現在政府賣袋子才收4億而已，所以政府是賠錢的，民眾也就理解了。
羊城晚報：民眾的適應過程，除了教育，還有懲處嗎？
吳盛忠：有啊，不按規定亂扔垃圾，要處罰1200到6000元新臺幣。
羊城晚報：那像這個強制措施，最初會受到民眾抵制嗎?
吳盛忠：這個最上游的法律《廢棄物清理法》就有規定，如果亂丟，就被認為是污染路面，就會給你開處分。
羊城晚報：是由誰來處分？程序是怎么樣的？
吳盛忠：假如今天我看到你在街上亂丟垃圾，就會開通知書給你，里面就說五天內可以提出意見，這個我們叫行政程序。第二道是說，不服但罰單還是開了后，可以跟市政府訴愿，就是敗了還可走司法行政程序。
羊城晚報：當事人不承認怎么辦？
吳盛忠：巡查人員隨身要帶照相設備，除了罰單還要帶照相機，或者攝像機。
外來人口不懂法例照被罰
羊城晚報：垃圾分類在廣州等地也遇到流動人口的問題，這些人群可能對環境沒有很強的責任心。臺北有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吳盛忠：也有。有一個罰單是這樣的，有個南部的親戚到臺北來，早上去買早餐，吃完拿到外面丟垃圾桶被我們抓到了，他說自己多冤枉。假如他是路邊吃，在路邊垃圾桶扔就沒事。但因為拿回家了，垃圾就不能拿出來亂丟。每個城市的規范不一樣，還是需要長期積累才能形成這種文化。
羊城晚報：那對流動人口，有沒有考慮到特殊性然后減輕處罰呢？
吳盛忠：法規寫的是處罰1200到6000元新臺幣，但還是要看個案。也有其他相關法律規定，比如對一些弱勢家庭，跟法律發生沖突可能會減輕處罰，這是通過另外一種程序在做。
建垃圾焚燒廠同樣壓力大
羊城晚報：臺北當時設立垃圾焚燒廠和填埋場的時候，壓力大不大？
吳盛忠：大。居民都不希望建在自己旁邊，所以我們建了回饋金跟回饋設施。回饋金就比如說我們燒了一噸的垃圾，就要拿200塊出來分給附近的居民。回饋設施就包括有免費游泳池和健身房。
羊城晚報：那有沒有可能他寧肯不要回饋的錢也不要你去建焚燒廠呢？
吳盛忠：有啊。所以后來不是很多就來北投垃圾焚燒廠參觀嘛，我就說你們要設就快點。(笑)
羊城晚報：現在大陸一些地方的爭議就是該繼續掩埋還是焚燒，就臺北經驗看，建垃圾焚燒廠是不是必要的？
吳盛忠：最主要還是看條件吧。像美國加州，地廣人稀，用掩埋而沒有焚化。他們的掩埋場跟山一樣高，收集起來沼氣發電。相比之下，上海一天兩萬噸垃圾，現在寸土寸金，去哪里找那么大的地？臺北現在都是垃圾焚燒，因為一般燒完時就只剩下十分之一左右的體積了。
希望減少一次性的東西
羊城晚報：像臺北垃圾處理有沒有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的？
吳盛忠：一是源頭我們還要更努力，盡量不要出現一次性的東西。第二個就是我們希望分類能更細，但對民眾來講還是很大的挑戰。
羊城晚報：您有沒有跟歐美或日本的對比過？
吳盛忠：一般來說他們效率更高。像美國回收垃圾的挑戰不一樣。像日本，比如回收書本什么的會放在垃圾桶旁邊，比較方便民眾。像臺北市定時定點收，會給民眾帶來了一些不方便之處。
羊城晚報：我們這兩天的探訪，發現有很多家庭貼有告示，指定垃圾車停車位。看來垃圾車的地位在臺北這邊很高。
吳盛忠：(笑)所以臺北市也是很可愛的地方，市民值得尊敬啊。他們也蠻配合的，他們以這個為榮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