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臺灣一般的書店,要找到他們的作品并不容易,連他們的名字也已不為普通大眾所熟知。然而,回顧臺灣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以他們為代表的臺灣優秀作家閃耀的民族精神之光,應當被重溫,被紀念。

　　記者在新竹清華大學榮譽教授呂正惠等學者的“帶領”下,“找”到了那長達半世紀的時代暗夜里,臺灣最亮的文學“星光”。

　　賴和:“臺灣的魯迅”

　　賴和,臺灣彰化人,1894年出生,隔年臺灣被清廷割讓日本。

　　臺北醫學校畢業后,賴和就職于嘉義醫院,因無法容忍日本醫生和臺灣醫生間的不平等待遇,回到故鄉開設“賴和醫院”。1918年,賴和前往廈門,供職于鼓浪嶼上的博愛醫院。在大陸期間,他受到新文化運動影響,“五四運動”爆發后返臺,參與領導臺灣文學改造。

　　1925年,賴和發表白話文處女作《無題》,被譽為“臺灣新文學運動頭一篇可紀念的散文”。1926年,他在《臺灣民報》上發表臺灣最早用白話文寫作的小說《斗鬧熱》,從此進入創作旺盛期。

　　發軔于1920年代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是臺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文化斗爭和思想啟蒙運動,而賴和正是這一運動的先覺者與主導者,加上他的醫師身份,因而被譽為“臺灣的魯迅”。

　　賴和留下的寶貴文學財富,體裁涉及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等諸多方面,許多作品反映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

　　“賴和是日據時代臺灣第一代新文學作家,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批判和反抗是貫穿他所有文學的基本精神。尤以小說為主,他用樸實的文筆控訴日本殖民者對臺灣民眾的種種歧視、剝削與壓迫,希望喚起被殖民者的覺醒與反抗。”呂正惠說。

　　呂正惠認為,賴和1932年發表的小說《豐作》“是掌握時代脈搏、深刻揭示社會矛盾的好作品,在所有日據時代的小說中是難得一見的”。小說講述了農民在甘蔗收成好時卻蒙受重大損失的故事,反映了日本制糖會社對臺灣農民的經濟壓榨及其本質——“《豐作》揭示了殖民者的剝削是結構性的,即任何被統治的臺灣人都逃不了被壓迫的命運”。

　　賴和是為民代言的作家,始終關切底層臺灣人民的疾苦,作品直逼慘淡的現實。除小說之外,他留下的詩句同樣投射出正義的光芒。其創作于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最長的一首詩《南國哀歌》,為紀念霧社抗日起義所寫,揭發、譴責殖民者以先進武器屠殺少數民族同胞。

　　“兄弟們來!/來!舍此一身和他一拼!/我們處在這樣環境,/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也須為著子孫斗爭”,行行充滿力量的詩句如今讀來,仍讓人心潮澎湃。

　　由于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賴和曾兩次被捕入獄。1941年12月,他二度入獄,次年1月病重出獄,一年后逝世,年不過五十。他一生只用中文寫作,始終保持堅定的中華民族意識。

　　賴和未能看到臺灣光復,但他以詩人的眼睛,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就已看到了——“日漸西斜色漸昏,炎威赫赫竟何在?人間苦熱無多久,回首東方月一痕”。

　　楊逵:把牢坐穿的“文學硬漢”

　　楊逵,1906年生于臺南,1924年赴日留學,1927年返臺參加組織農民運動,曾任“臺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臺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他1935年創辦的《臺灣新文學》月刊由于登載許多抗日文學作品,于1937年遭日本殖民當局查禁。楊逵數次被捕,在日據時期共坐牢八年之久。

　　1915年,臺灣發生西來庵武裝抗日事件,被捕臺胞多達1957人,其中800余人被判處死刑。年幼的楊逵親睹日軍鎮壓起義的炮車從家門口經過,心靈被強烈震撼。較大后,他讀到日本人所寫的《臺灣匪志》,其中包括對這一事件的歪曲記載,楊逵的內心受到了極大沖擊。

　　后來他說:“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歷來的抗日事件自然對于我的文學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至于描寫臺灣人民的辛酸血淚生活,而對殖民殘酷統治型態抗議,自然就成了我所最關心的主題。”

　　“他是一位堅強不屈的抗日作家。”呂正惠這樣評價楊逵先生。而有關研究還指出:“楊逵的作品中表現出強烈的愛民、愛國意識,對臺灣的抗日運動有著極深的影響。最后一次出獄后,他經營‘首陽農場’,‘首陽’二字取自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之意,以示絕不向入侵的統治者屈服的精神,愛國情操令人感嘆。”

　　1932年至1934年,楊逵創作了第一部小說《送報伕》。“以簡潔而有力的情節,表現了臺灣中下層農民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走投無路的情景。”呂正惠說,小說主角出身自耕農家庭,家境原本還算穩定,但因為受到日本制糖會社壓榨,土地被強迫低價征收,父親被打傷病死,主角遠赴日本尋找出路,在東京當送報伕時又被老板欺騙、剝削。在日本無產階級友人的協助和啟蒙之下,他終于意識到被壓迫者應當團結在一起,于是決定返回臺灣,與家鄉受苦受難的民眾共同奮斗。

　　呂正惠說,楊逵在日期間受到左翼思想影響,這深深影響了他后來的文學創作。其另一部代表作《模范村》,將日本帝國主義與臺灣本地的封建勢力聯手壓迫農民指明出來,作品的政治認識比《送報伕》更加深刻。

　　“楊逵具有鮮明的政治理念和敏銳的現實感受,他的創作總是希望掌握時代與社會的大關鍵,一針見血地指點出來。”呂正惠說。

　　楊逵1950年代創作的《牛犁分家》,其中一段以1943年的臺灣為背景。劇中,主角林耕南對孩子說:“日本戰敗的話,臺灣便可以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不就可以把日本人通通趕回去了嗎?不再被日本人管,也就是不要再被他們欺負,不要再受他們的氣了。……要是每個青年人都懂得做人的道理,國家民族便會富強起來,國土一定不會淪陷。”

　　呂赫若:悲天憫人的“臺灣第一才子”

　　呂赫若,1914年生于臺中一個大戶人家,從小成績優異,1934年畢業于臺中師范,次年即以《牛車》成為臺灣文學界矚目的新星,亦引起大陸文壇關注。呂赫若還曾赴日本學習聲樂,在文藝界兼具音樂家和作家的雙重身份,被譽為“臺灣第一才子”。

　　“《牛車》表現了作者對當時臺灣農村經濟的深刻理解,呂赫若當時只有22歲,的確讓人驚訝于他的‘天才’。”呂正惠說。

　　呂正惠認為,呂赫若的早期小說(1935-1937年)繼承了1920年代開始的臺灣新文學的啟蒙思想和左翼潮流。在《牛車》和《暴風雨的故事》里,他描寫了臺灣農民在殖民者和地主階級雙重壓迫下的悲慘命運;在《前途手記》《女人的命運》中,他以新思想為基礎,剖析了女性在舊社會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的作品都表現出鮮明的批判和抗議精神。

　　呂正惠說,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日本在臺灣的統治更加嚴厲、高壓,臺灣作家的文學表現受到更為嚴苛的限制,呂赫若無法再像以往那樣寫作。日本殖民當局厲行“皇民化”政策,呂赫若及其作品遭到攻擊,但他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創作的幾篇小說仍表現出對“皇民化”的抵抗。

　　“從當時日本殖民當局的文藝政策立場來看,呂赫若著力刻畫臺灣社會的腐朽、黑暗,對‘皇民化’問題幾乎不屑一顧,是非常有問題的。幾位日本文人就曾激烈批評呂赫若等臺灣作家偏好描寫‘現實的否定面’,而對‘本島人作為皇民’的問題不積極、不肯定。”呂正惠說。

　　可想而知,呂赫若當時所承受的壓力與內心的壓抑、無奈,雖然無法秉筆直書,但他的信念卻沒有絲毫動搖。在呂赫若寫于1942至1943年的日記里,可以看到他購買、閱讀書籍的記錄,其中不僅有《詩經》《楚辭》等古代經典,還有老舍的《駱駝祥子》和林語堂的《京華煙云》等。

　　這一時期,呂赫若的創作被迫更加隱晦。小說《清秋》中,他為主人公安排了一位中華傳統文化修養深厚的祖父。“通過主人公仰慕祖父的情節,呂赫若實際上對‘皇民化’思想進行了反駁。”呂正惠說。

　　呂赫若之子呂芳雄回憶說,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臺灣回歸祖國,父親和所有臺灣民眾一樣,歡欣鼓舞,十分興奮。

　　然而,沒有多久,呂赫若看清了當時國民黨獨裁、腐敗的真面目。1948年,他出任《光明報》主編,進而投入中共地下工作組織。次年,《光明報》創辦人、基隆中學校長、中共地下黨員鍾浩東及相關人士陸續遭到逮捕,呂赫若因此開始逃亡。1951年,中共地下組織“鹿窟基地”遭圍剿,呂赫若遇難,年僅37歲。

　　呂芳雄說:“我的父親所追求的無非是一個平等、和平、民族不再分裂敵對的理想社會,他的道路終究是對的。”

　　吳濁流:以筆為劍的“鐵血詩人”

　　“《亞細亞的孤兒》寫于1943-1945年間,正值太平洋戰爭后期。在那個動蕩、恐怖的年代,吳濁流躲在住屋里,偷偷地寫作這本小說,住屋前面就是‘臺北警察署的官舍’。”呂正惠對記者說,當時臺灣作家的寫作自由受到日本殖民當局嚴格鉗制,吳濁流以“為自己而寫,沒有想到要發表”而獲得了“暢所欲言”的空間。

　　他說,吳濁流曾回憶自己在日據時代擔任教職,無法忍受日籍校長和教師對臺灣教師的長期歧視,以及日本殖民當局在教育政策上的蠻橫。

　　“一次運動會上,一位日籍教育官員打了包括吳濁流在內的臺灣教師,自尊受到嚴重傷害的他毅然辭職離校。”呂正惠說,吳濁流在回憶錄中談及受辱時寫道:“人在該死時不死,恥辱就終生不能湔雪。”而辭職后有機會到大陸就業時,他說:“我欣喜若狂,歡天喜地準備到大陸去跑一趟。身子里滿溢著解放感,恨不得立刻飛過去。”

　　吳濁流在強烈的民族意識影響下進行創作,《亞細亞的孤兒》的主題揭示與人物塑造都彰顯了反抗殖民統治的精神。呂正惠說,“臺獨”派企圖歪曲吳濁流及其作品,但他們的解釋完全是講不通,也站不住腳的。

　　《亞細亞的孤兒》的結尾,“發瘋”的主人公胡太明在家中墻上寫下:“志為天下士,豈甘作賤民。擊暴椎何在,英雄入夢頻。漢魂終不滅,斷然舍此身。……橫暴蠻威奈若何,同心來復舊山河。六百萬民齊蹶起,誓將熱血為義死。”吳濁流最后還暗示了主人公的選擇:有個漁夫說,曾有個像是太明的男子坐漁船渡海到對岸。而后又有傳說,太明從昆明的廣播電臺對日本喊話。

　　呂正惠介紹說,只要讀讀吳濁流的回憶錄《無花果》,就可明了他的心跡。

　　在談到臺灣光復時,吳濁流曾如是寫道:“現在,完全解脫了而回到祖國的懷抱,已經不是殖民而是真正的祖國的人民了……如今已從日本人手里解脫出來,而取回自由的關系,自動地想對祖國服務。”

　　“日據時代的臺灣新文學,其核心都與日本的殖民統治密切相關。”呂正惠說,那些優秀的臺灣作家都有著不可磨滅的中華民族意識,他們無法容忍自己文化上的根被鏟除,用作品對抗殖民者并希望喚起臺灣民眾。

　　除了賴和、楊逵、呂赫若、吳濁流之外,還有許多歷經那個苦難歲月的臺灣作家以筆為劍,要刺穿那暗夜、點亮蒼穹,他們都是“臺灣的良心”。呂正惠說:“這些美好的心靈,不應被今天的人們淡忘,更不容別有用心者曲解。可是,又有多少人,看見他們!”(記者陳鍵興、孟昭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