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7年多的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兩岸因素對島內各領域的影響已相當深入。按理,兩岸應就在此次臺灣“大選”中爭辯更激烈;但現況卻是,兩岸議題大大“失溫”,即使國民黨一再試圖炒熱,綠營也不接茬。究其原因,并非藍綠沒分歧,而是與島內社情民意現狀以及國、民兩黨的動向密切相關。

　　首先,近期臺灣內部問題迸發讓兩岸議題“邊緣化”

　　作為社會人首先關心的當然是自身安全與周遭環境,島內長期民調也顯示,民眾優先關心政治、經濟、社會、環保與食安等議題,只有大家認為兩岸議題很迫切,或對內部議題有相對安全感時,兩岸議題關注度才會提升。所以,2008年與2012年兩次“大選”,兩岸議題成為臺灣民眾投票的重要參照。這幾年島內問題迸發卻讓兩岸議題邊緣化。

　　一是民眾已厭煩藍綠政治惡斗。馬英九第二任期,隨著民進黨實力回升,藍綠惡斗更加嚴重,以至馬當局施政根本行不通,島內出現“民心望治”、“民心望安”的新民意。

　　二是民眾非常不滿當前經濟形勢。因轉型升級不足,缺乏新動力,臺灣經濟增速長持續下滑,李登輝執政后期為5.5%,陳水扁時期為4.8%,馬英九時期受全球經濟不景氣拖累,雖在2010年一度超過10%,但平均下來,2008年至2014年僅3.4%。

　　三是民眾對收入狀況高度不滿。經濟長期不景氣,工資福利與年金都受牽連,特別是在貧富差距方面,盡管官方數據顯示近年差距在縮小,但民眾普遍“無感”,要求“公平正義”的呼聲高漲。

　　四是食品安全事故引發新民怨。島內一向對食品安全充滿信心,近幾年卻頻亮紅燈,就連知名食品品牌也難逃厄運,這股民怨最終轉向執政當局。

　　總之,島內社情民意新變化沖淡了兩岸議題在民眾關注議題中的排位。

　　其次,民進黨策略調整讓兩岸議題負面化。

　　2008年后,民進黨在具體作法上有兩次調整。第一次是從暴力轉向“理性”,試圖提出新的論述,并與國民黨進行政策辯論,規劃“十年政綱”與2010年關于ECFA“雙英辯”是其具體行動;第二次是從“辯論臺”走向社會,這發生在2012年大選后,他們深入基層廣泛接觸社運團體與青年學生,不僅讓自己暫時逃脫兩岸政策短板,還讓使兩岸因素負面化。

　　一是歪曲兩岸共同政治基礎。蔡英文稱其2012年失利不是敗在“九二共識”,稱“九二共識”是“國共共識”,是“國共聯手炮制的‘經濟恐嚇牌’”;“一個中國架構”共識逾越“中華民國憲法”精神,模糊臺灣“主權獨立國家”地位,是一步一步終結“中華民國”;馬英九兩岸政策急切躁進,讓兩岸經貿從互補變為競爭、“臺灣主體性”逐漸弱化、“國家主權”流失。

　　二是否定兩岸經貿交流。蔡英文稱大陸對臺讓利是“用經濟力量,達成政治目的”,臺灣應是“世界的臺灣”而非“中國的臺灣”。馬當局只專注兩岸服貿、貨貿協議,卻不思索如何和主要貿易對手洽簽FTA及參與區域經濟整合,造成臺灣更加依賴中國市場,而和全球接軌的目的距離愈來愈遠。蔡英文還稱,臺商對大陸投資成就了“中國崛起”,“卻未能提升本土福利”,兩岸經貿交流愈密切,“輸者圈”的成員就愈多。

　　三是抹黑兩岸溝通商談。民進黨以“民主程序、公平正義、法制監督”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攻擊兩岸服貿協議、“習馬會”是“黑箱作業”,“暗室操作”。

　　民進黨四處放毒,誤導視聽,果然蒙蔽了許多民眾,導致他們對兩岸議題持謹慎態度,蔡英文也可以“維持現狀”回避解答兩岸政策主張。

　　再次,國民黨盲目跟進、狀態不斷,自失良機。

　　一方面,國民黨陷入與民進黨爭奪“愛臺灣”的迷思,對民進黨的無端指責,不敢、不能、不想堅持正確立場,有時甚至為證明自己比民進黨更能維護臺灣“主權”反而中了圈套。當民進黨攻擊其“矮化臺灣、喪失主權”時,國民黨也跟進強調維護“臺灣主權”;當民進黨攻擊兩岸交流造成特殊利益壟斷集團時,國民黨也強調兩岸交流要注意社會觀感;當民進黨要逐條審查兩岸服貿協議時,國民黨不但同意而且在程序協商時還讓民進黨鉆了空子;當洪秀柱提出“一中同表”受到民進黨蔡英文攻擊后,國民黨內部包括高層也跟進批評。國民黨的這些退讓與跟進,無疑讓民進黨與蔡英文更有底氣宣揚自己的謬論。

　　另一方面,國民黨迄今仍未形成有效的戰斗力,很難引導議題。兩岸議題本是國民黨的長項,也是最受民眾肯定之處,但此次選舉卻狀況不斷。先是受“九合一”選舉大敗影響,黨內“A咖”紛紛缺席2016大選黨內初選,洪秀柱走完程序正式成為提名人后,選戰一直打得很艱難,但仍在離投票僅3個月之際被換掉。這樣,國民黨在選前3個月又得對選戰進行重新部署,朱的副手王如玄近日又狀況不斷,被民進黨追著打。因此,國民黨基本沒時間、沒精力引導政策議題,在兩岸政策上逼蔡英文亮底牌。

　　簡言之,此次臺灣“大選”兩岸議題“失溫”,原因有三:一是社情民意變化,二是民進黨策略成功,三是國民黨無力出擊。然而,兩岸因素已深入臺灣社會的方方面面,任何人任何政黨都無法回避。民進黨蔡英文目前雖可暫時閃躲,但最終還須面對。(作者:黨朝勝,系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