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今年是海峽兩岸同胞打破隔絕狀態開啟交流交往30周年。30年來，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社會聯系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為兩岸關系緩和、改善與和平發展奠定了基礎。兩岸同胞在30年的交流交往中，既共同見證了兩岸關系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也發生了許許多多令人難忘的故事。一段文字講述感人故事，一張照片記錄精彩瞬間，一段視頻珍藏難忘記憶。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是過去30年來兩岸關系發展中的親歷者、推動者和見證者，以及關心和支持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海內外同胞。他們通過講述自己或身邊人所經歷的真實故事，續寫“兩岸一家親”同胞親情。 

　　作者：王劍，媒體工作者

　　9月，出差到臺北，走在繁華喧鬧的南京東路，看著周遭行色匆匆的人群，我想：若不是兩岸交流開放，我必不會置身于此。多少年來，這一灣海峽隔絕了兩岸，對大陸來說，臺灣很近，卻也很遠，遠到幾代中國人彼此間都無法跨越歷史的鴻溝。

　　歌與家的故事

　　“紅紅的花開滿了木棉道，長長的街好像在燃燒...”,是因為歌，讓我想要了解臺灣，那從小收藏的卡帶和CD唱片，讓我在旋律中充滿著對她羅曼蒂克的想象，直到有一天，我哼著王夢麟的《木棉道》，來到羅斯福路，那一刻，真的有種穿越時空的感覺。

　　歌以外，可能還有家庭的一點點連接吧。聽母親說，姥姥出生在南京，幼時長在九江，后來家族衰敗隨父親回到河北原籍，再后來嫁給姥爺定居北京。姥姥的哥哥、弟弟卻在1949年后落腳臺灣，兄妹再次獲悉彼此消息，已是40年后。那時我太小，對兩岸的歷史一無所知，對于母親說起的故事，也只有“喔”而已。再長大一點，提到臺灣，除了講起姥姥，母親也會說起她兒時在大院的故事，她說有個同學的父親是臺灣高雄人，是個有名的醫學專家。“那他什么時候來的大陸，后來呢？”面對我的好奇，只是隨意一說的母親也無從回答。

　　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對臺灣的印象也僅止于此，就像每個大陸人都記得小學課本里的介紹日月潭的文章一樣，那里是祖國的寶島，我們有著樸素而單純的感情，可仍然不了解。

　　當然，在我慢慢長大的時候，兩岸的歷史也在改變著，解除戒嚴、開放“外省”老兵返鄉、“汪辜會談”兩岸破冰，雖然大時代的風云際會，平凡人無從感知，但對臺灣的了解，終究是多了一點。

　　我初中的歷史老師來自沈陽，課本之外，他喜歡給我們講故事，老師很崇拜張學良，從郭松齡反奉、到中原大戰再到西安事變，一有時間，他總說個不停，他說張是大英雄，西安兵諫又親送蔣回南京，是個男子漢。但是，他的一生就到36歲，真的就到36歲，以后就再沒有了....

晚年張學良。（《世紀行過——張學良》紀錄片視頻截圖）

　　在老師的影響下，我開始一點點了解近代歷史。世紀之交，在張學良百歲的時候，我在鳳凰衛視看到了臺灣作家郭冠英制作的紀錄片《世紀行過——張學良》，雖然當時只是初一的學生，但在電視機前，我看到了一個風趣幽默的世紀老人，在鏡頭里，聽他娓娓道來這一百年的中國近代歷史。雖然當時的我對這些仍一知半解，卻記住了這部片子，也記住了為此傾注畢生心血的郭冠英先生，雖然那只是熒屏里的他，離我很遠、很遠。

　　那時，兩岸的交流也開始愈發頻密，電視上林林總總介紹臺灣的新聞也多了起來，因為兒時母親的只言片語、因為對歷史的一點點興趣，也因為那部《世紀行過——張學良》的紀錄片，我開始主動地去了解臺灣，我會好奇，為何1949年的國共恩怨，為兩岸的歷史就此劃下一道分水嶺？為何臺灣從兩蔣時代，到李登輝、陳水扁，歷經“統”“獨”意識形態的流變，歷史如此翻轉？

　　從中學到大學再到工作，我對歷史的了解又多了一點，看的相關書籍也多了一些，我了解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兩岸進入冷戰時期，作為遏制“紅色中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所謂“戒嚴時期”是內戰和冷戰交叉重疊的產物。這就是臺灣作家陳映真所說的“雙戰構造”，兩岸歷史的恩恩怨怨，也始終處于“雙戰”的延伸狀態之下。

　　相識郭冠英先生

　　兒時家庭的淵源與興趣讓我對臺灣比別人多了一份關注，可是，很長一段時間內，那只是興趣、愛好，終究離生活還有很長的距離。我把這些放在心里，夢想著有機會可以寫點東西，甚至寫個故事，記錄我眼中的兩岸與中國近代歷史。但我求好心切，設計了無數個百轉千回的情節，無數回合的戲劇沖突，仍不得要領，過程中不免有些失意與灰心。

　　就在那時候，我又在電視上看到了郭冠英先生，那個在10年前，打開我的歷史視野的人。歲月荏苒，青春不再，他老了，頭也禿了，他不再是那個進入了上帝之殿，迫不及待地走到張學良身邊，渴望抓住稍縱即逝的歷史的青年。因為愛國，只是普通公務員的他成為眾矢之的，綠營對他大加撻伐，藍營對他斷尾求生，一時間，他變成“全臺公敵”，他在（臺“新聞局駐多倫多新聞組組長”）任上被調回臺灣的時候，“獨派”對他圍追堵截，要他俯身下跪、低頭認罪，我忽然意識到了，自從一個日本人（李登輝）當上“總統”，（在臺灣的）中國人的“國”就沒有了，而此時，在他生活的那片土地，他傾注畢生心血的事已經變得不再重要，而比起這場因言獲罪的“政治風波”，這似乎才是他心底真正的失落吧。

臺灣作家、“激進”統派郭冠英先生，曾在臺“新聞局”供職。（圖片來源：臺媒）

　　當時，兩岸三通的大門已經開啟，從臺北到北京，朝發午至。因緣際會下，在一場《辛亥百年與兩岸關系》的征文比賽前，我見到了郭冠英先生，我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如同幾十年前，他對張學良做的一樣。這當中，除了對個人的崇拜，或許更是中國人對民族、國家的期許。那天，因為不熟漢語拼音，郭先生請我為他打出參賽稿件，下班后，我們逐字逐句的推敲，當一切完成已近午夜。到家后，我一夜草就，嘗試也將自己的征文發出。兩個月后，比賽組委會打來電話，我本無心插柳，那篇《走過百年再讀辛亥》卻意外獲選，而郭先生反失之交臂。得知結果，他笑談我鑿壁偷光中了狀元，為這段相差40歲的忘年情誼增添了幾分戲劇化的色彩。

　　郭先生說，1949年，當張學良囚禁在頭前溪頭的清泉時，他出生在溪尾的新竹醫院里，兒時的他隱約知道為什么會生在這里，與一個叫“西安事變”的東西有關。再長大點，他知道這個部下就關在竹東，叫張學良。

　　那時，在“黨國教育”的灌輸下，他愈發覺得張學良是罪人，如同《圣經》中的保羅，是罪人中的罪魁，國家有此“不幸”，都是他害的。他在學校認識了最要好的同學王一方，在好友家樓上樓下的進出間，他看到了一對老夫婦，先生帶著黑墨鏡，有時還頂著黑線帽。同學告訴他，那人就是張學良。喔，原來那個“罪人”還活著.........

　　又過了一些年，他去了舊金山，在伯克利大學的中國圖書館里，他用手搖開了歷史，他的觀念在一點點轉變，張學良悲劇英雄的形象在腦海中也不斷擴大，當讀到楊虎城全家被匕首屠戮，連8、9歲的孩子也不能幸免，他的眼淚奪眶而出，在歷史的不斷糾錯中，他在矯枉，也縱容自己過正。

　　這時候，歷史也在改變著，終于有一天，那道禁錮的大門打開了，張學良走出了“宮廷”，重回人間。接著，歷史成幾何倍速前進，做壽、訪問、訪美，快得令人瞠乎其后，吵得令人心有所憂。

　　這時的郭先生不僅走近了張學良，他也認識了唐德剛、吳天威、王冀等歷史學者，在張學良大屯山下的家，為我們留下了《世紀行過》的珍貴影像。郭冠英先生說，其實他后來一直想“統戰”張學良，想讓他回大陸，為這幕中國人的故事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哪怕為他喜極而泣，掉幾滴淚。中國這近百年的辛酸都會化在里面，大家哭個不停，然后又破涕為笑。

　　為此，女兒也成了他的“工具”，他讓她學唱《松花江上》，想著假如唱進張學良的心里，他就能回大陸了。終于在1993年1月的一個晚上，他帶著全家拜訪了張學良，郭先生的女兒在張學良的耳邊唱起了那首歌，張學良笑了，心也打開了一點，那天他很高興，做了手帕兔子，寫下了“愛人如己”四個字。再后來，張學良去了夏威夷，再沒回到大陸，一切終成遺憾。

　　人如滄海一粟仍與國運沉浮

　　2011年的那次比賽成為我人生的轉涙點，我有幸為填補那歷史的鴻溝做了一點事，哪怕也只是一點點而已，因為結識了郭冠英先生，也因為這些機緣，我也開始像他一樣努力地發掘被塵封的歷史，那并非我的工作，也并無太多金錢的助益，但我甘之如飴。

　　再后來，我開始從事歷史紀錄片的撰稿工作，有機會去到臺灣，我結識了很多朋友，他們都出生在臺灣，當然，在斗轉星移的政治環境變遷中，他們也都成為“異類”。

　　在這些朋友中，陳征宇醫師很特別，他出身在臺灣的一個“本省”家庭，與中國大陸并無太多淵源。但是，他卻用20年的時間到大陸游歷、求學。

　　有一次，在臺北延吉街的一家小酒館里，陳醫師給我講起了他的兩岸故事。

　　1997年，他隨一批臺灣醫師團來北京交流參訪，期間，無論是在八達嶺長城還是天壇公園，身為臺灣人的他從不吝嗇自己的荷包，200元一件的軍大衣、30元一個的鑰匙鏈他都買得下去。陳醫師告訴我，他當然知道小販的標價有水分，也當然知道自己做了冤大頭。“反正就算幫助同胞拼經濟，不知道下次再來會是猴年馬月。”

　　為何對大陸有著如此的感情？陳醫師說內心的原動力是對“自己是誰”及“希望自己是誰”的追尋。他雖然出身在本省人的家庭，卻是在臺北眷村子弟的學校長大。難道倒洗澡水也要把桶里的嬰兒一起丟掉嗎？否定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也要連帶否定自己是中國人嗎？陳醫師說，對血緣與原鄉的思索，讓他努力地回答“自己到底是誰”的生命追問。

　　當時，得知我在拍攝抗戰紀錄片，陳醫師送給了我一些國史館出版的文獻資料，在這些難以辨認的手記、檔案中，我在《戰后臺灣政治案件史料匯編》中，竟意外印證了母親兒時給我講過的故事，原來他叫李河民，抗戰時期，他和哥哥藍明谷先后奔赴祖國，臺灣光復后，藍明谷返臺繼續投身革命，在白色恐怖時期，就義在臺北馬場町，而李河民留在大陸，畢生奉獻于祖國的醫學事業。母親提及的那位同學的父親，正是他。

　　我未曾想到，因為和陳醫師的互動，兒時母親只言片語的漫談，20多年后竟穿越海峽，牽扯出一段曲折動人的歷史故事，一對臺灣兄弟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尋找祖國的事跡就這樣躍然紙上。那個紛亂年代里，每個臺灣人的類似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沒有人知道，這當中又要經歷多少曲折與困苦？

　　2017年9月，當我以媒體工作者的身份再度造訪臺灣，在臺北馬場町的臺灣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我想著超過一甲子的兩岸歷史，想著那些白色恐怖時期為理想與信仰播撒的熱血與青春，人如滄海一粟、仍與國運沉浮。若不能正視內戰與冷戰結構的悲劇根源，同胞的心里仍會筑起一道區隔彼此的圍墻。可我確信，隨著不斷地交流融合，待重新豎起民族的標桿，她終會一片欣欣向榮的樂土。我希望中國好，也想把這些故事告訴更多的中國人，為此，我這些年做了一點點努力。

　　這就是我的兩岸故事，兩岸交流的三十年，也是我從少不更事到邁向而立的三十年。我有幸結識了郭冠英先生、陳醫師還有許許多多的臺灣朋友，我們背景、經歷南轅北轍，卻都有一個共通的信念，希望這一灣海峽再不要有骨肉分離、兄弟鬩墻。就像侯孝賢的電影《戀戀風塵》中講述的那段同胞之愛：

　　“一艘大陸漁船停在了金門，輔導長在連上招待他們，所有的人都像在辦喜事，能拿的東西都拿出來給他們。船修好的那天，大家去送，所有的人都靜靜的沒說話，船一直駛遠，遠遠還聽到劉文正唱的諾言。”

　　把最好的東西給我最親愛的同胞，在兩岸劍拔弩張的對峙年代，那種血濃于水的感情尚且如此，當兩岸的堅冰漸漸融化，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又豈是無謂的政治藩籬所能阻擋？

　　三十年來，兩岸關系實現了怎樣的歷史性轉折、如何邁向和平發展的宏偉歷程？因為時間、因為能力，我沒法一一道來，但我確信，是非就在那里擺著，兄弟事、家務事，總有理清的那天，只要彼此疼惜，終能跨越歷史的鴻溝，當劫波渡盡，我們仍是一家人。 （作者：王劍，媒體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