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1月29日電(記者查文曄)從背井離鄉(xiāng)被迫踏上戰(zhàn)場的臺灣少數(shù)民族少年,到參加開國大典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88歲老臺胞、臺盟中央原副主席田富達傳奇一生里值得回憶的經(jīng)歷不少。但最讓他縈懷于心的,是與兩個弟弟聚散離合的刻骨銘心。

　　1929年,原名尤明·巴都的田富達出生在臺灣新竹縣關西鎮(zhèn),祖祖輩輩都是居住于此的泰雅人。以狩獵為生的泰雅人是臺灣少數(shù)民族的一支,剽悍尚武,在日本殖民臺灣時期多次舉起刀槍反抗壓迫,因而屢受鎮(zhèn)壓,生活困苦。

　　“八九歲時父母親就不在了。家里8個兄弟姐妹死了4個,一個哥哥被日軍強征死在了南洋,只剩下我和兩個弟弟。”為了養(yǎng)家,田富達小學畢業(yè)后就開始打工。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國民黨軍隊來臺征兵。迫于生計的田富達報了名,當時還幻想只當2年兵就可以回家照顧弟弟。1946年12月,部隊突然宣布集合,全員坐火車到基隆。田富達心里明白,多半是要乘船去大陸了。

　　“我離開時,大弟7歲,小弟5歲。我向長官提出能否回家照顧弟弟,他說不行。到基隆后直接上船,第二天就將離臺。開船時,還有三個新兵跳海跑了。”這一天,田富達永遠忘不了。

　　不料,這一別竟長達半個世紀。幾十年間,田富達先后在國家民委、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臺盟中央工作。他無時無刻不惦記兩個弟弟,但由于兩岸隔絕,彼此音信全無。這對他來說是莫大的煎熬。

　　1980年,田富達通過移居海外的臺灣朋友將一封信輾轉交到大弟弟伊齊·巴都手上。此時弟弟才知道,哥哥還在人世。1987年10月,臺灣當局迫于兩岸同胞親情的巨大壓力,不得不打開封鎖兩岸的大門。這讓田富達看到了兄弟團聚的希望。

　　1989年秋,他收到了伊齊·巴都的來信,弟弟在信上說過幾天將經(jīng)香港飛抵北京,這讓田富達激動不已。去接機路上,田富達擔心自己認不得弟弟了。分別時弟弟還小,田富達只依稀記得他的樣貌。在旅客出口,遠遠走來一個魁梧的漢子,不時左右張望,田富達一眼就認出那是弟弟。

　　“他發(fā)現(xiàn)我一直盯著他看,也扭頭盯著我看,肯定也認出我了,很快就走過來,與我握手擁抱。我的第一句話是‘伊齊素?’就是泰雅話‘你是伊齊嗎?’的意思。這下他緊緊握住我的手,卻沒有說什么。”當年重逢的場景,田富達至今仍歷歷在目。

　　“當時眼淚并沒有流出來。眼淚流了多少年了!看不到自己的兄弟,眼淚早流干了。”談起當時的心緒,田富語氣有些激動起來。

　　當晚,田富達與弟弟徹夜長談,有說不完的話。那次,弟弟在北京住了一個月。“他后來告訴我,來之前還提心吊膽。因為臺灣報紙都稱我為‘田匪富達’。”

　　1997年,田富達終于回到了闊別51年之久的家鄉(xiāng),部落鄉(xiāng)親們盛裝歡迎他的歸來。他來到父母的墳前祭掃,隨他一起回臺的夫人、老臺胞徐宏也把父母的骨灰灑在那里。

　　田富達見到了不少親友。但最遺憾的是,那個他用米湯一口口喂大的小弟弟,已于1992年病故,成為他心頭永遠無法平復的痛。

　　“我很久沒說泰雅話了,但只要遇到族人,多說幾次我就能很流利地對話了。”田富達說,自己的心永遠和臺灣少數(shù)民族同胞在一起。1987年后,他接待過多批來大陸參訪的臺灣少數(shù)民族代表團,與其中很多人成了好朋友。

　　2005年,田富達第二次回臺。“那次,老田因為上山探訪部落,得了急性哮喘和肺炎,住進了醫(yī)院。親戚、朋友聞訊趕來,還帶了土雞湯。同村的漢族鄉(xiāng)親還送錢過來,怕我們錢不夠。來探望的人絡繹不絕,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兩岸一家親。”徐宏感動地說。

　　“大家對老田的感情很深。很多人對他說,您走的路對。給他寄來的明信片上寫著:泰雅人的路有您真好!”徐宏說。

　　如今,田富達已退休多年,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他一直關注著兩岸關系的發(fā)展。盡管視力不太好,但央視四套的《海峽兩岸》仍是他每天必“聽”的節(jié)目。

　　“跟臺灣同胞打交道,就像我跟自己分別幾十年的親戚見面,因為大家都是血濃于水的骨肉同胞。臺灣是不會被‘臺獨’勢力分割出去的,他們沒那本事,廣大臺灣同胞是堅決反對的。我對祖國的統(tǒng)一很有信心。”田富達堅定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