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今年是海峽兩岸同胞打破隔絕狀態開啟交流交往30周年。30年來，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社會聯系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為兩岸關系緩和、改善與和平發展奠定了基礎。兩岸同胞在30年的交流交往中，既共同見證了兩岸關系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也發生了許許多多令人難忘的故事。一段文字講述感人故事，一張照片記錄精彩瞬間，一段視頻珍藏難忘記憶。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是過去30年來兩岸關系發展中的親歷者、推動者和見證者，以及關心和支持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海內外同胞。他們通過講述自己或身邊人所經歷的真實故事，續寫“兩岸一家親”同胞親情。

　　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時期的羅文治。（圖片由羅吉元提供）

　　2012年2月，羅文治臨終前，神志稍有清醒時，念叨最多就是在臺灣的親人和同學，讓人吃驚的是他甚至還能叫出這些人的名字。在羅文治的兒子羅吉元看來，臺灣不了情，注定是他一生揮之不去的情愫。

　　以下內容選自羅文治2010年口述、其子羅吉元執筆的回憶錄《走過記憶履痕—一個黃埔老兵的風雨人生》（為行文順暢，文字稍有改動）（文末另附《一個黃埔老兵的人生簡歷——我的父親羅文治》）

　　口述者：羅文治（1916-2012）

　　執筆者：羅吉元（羅文治之子）

　　一灣海峽兩重天 鴻雁傳書天遂人意

　　1980年9月的一天，一封通過美國轉寄的臺灣尋親來信使我剛剛恢復寧靜的生活頓起波瀾，信封落款是英文，我請精通英文的原寧夏中衛修造廠副廠長(后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張志剛先生對來信地址進行了翻譯，才得知此信寄自美國休斯敦市。

　　信封內有二封來信，一封來信的署名者自稱劉仲康，稱受其三姨奶（我居住臺灣的三姐羅淑琴）委托轉寄尋親信。當時大陸與臺灣尚未通郵，只能通過美國轉寄，而劉仲康是在美國休斯敦大學的研究生。

　　另一封信是我的三姐羅淑琴寫來的，主要是詢問我的情況。我與姐姐此時已分別31年，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遲遲不敢聯系。姐姐的這封來信的尋親地址是我家解放前在北京的舊址，早已人去屋空，多虧當地派出所與郵政部門認真負責，多方尋找，終由我居住在北京安定門方家胡同12號的堂妹羅端（1979年我獲平反后與堂妹取得聯系）轉手，這封不尋常的來信輾轉數月才回到我的手中。

　　讀閱姐姐來信后我情緒不能自制。姐姐在信中尋問我及胞兄羅定國的情況，呵護關注之情溢于言表。當日，我連夜寫了一封長達22頁的信盡述思念之情，我向姐姐訴說著與她30多年前在南京離別后我的遭遇——辭別金陵的惆悵，兵敗福建的迷茫，投誠回京的無助，錯劃“右派”的劫難，一直到平反洗冤重新被社會認可的經過，都躍然紙上，字字句句，淚不能禁，淚水常常將信紙浸透。

　　信中我這樣寫道：

　　南京匆別三十年，一灣海峽二重天。見字如見人，原想此生已決無姐弟聯系的可能，誰料天遂人意。

　　從此，我與姐姐取得了聯系，我們彼此鴻燕傳書，互道珍重。姐姐也時不時地向我寄來照片和匯款，囑我保重身體。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彼此的信件都是通過我的甥孫劉仲康轉寄的，直到1988年兩岸實行通郵后才作罷，至今我仍對劉仲康先生這位鴻燕使者心存感激。

　　執筆人附注：

　　2012年8月25日，筆者（羅吉元）曾收到了劉仲康的電子郵件，內容如下：

　　小舅祖（應指家父羅文治，羅吉元注）：我就是您文中所說的劉仲康，讀完您的文章不禁感慨萬千，當年受我三姑姥姥的囑咐轉寄了家書，能促使您二位姐弟重逢倍感榮幸，如今一晃都三十年了，非常高興得知您一切安好還能上網發表文章，真是高興。我目前在臺灣高雄市的中山大學擔任教授，以后就多用網絡來聯系吧！我的電郵地址是（此處省略），希望這封留言不會太冒昧！

　　祝您安康！

　　甥孫劉仲康敬上

　　這是一封遲到的家書，其時，家父羅文治已經去世半年。收到劉仲康來信后，我很是激動，知道他錯將家父（羅文治）當成了我，除了對一些情況進行解釋外，謝謝他當年“鴻雁傳書”才有了羅氏姐弟的重逢，我將家父謝世的消息告之了他，彼此很是唏噓。其后，我與劉仲康有了聯系，彼此關注。

　　1985年12月，羅文治與幼子在香港合影。（圖片由羅吉元提供）

　　姐弟別離卅七年 借道香港終于聚首

　　時間很快進入到1985年，姐姐多次在來信中表示，她年事已高，來日無多，鑒于當時的形勢，不可能在內地或臺灣見面，希望我們姐弟能在香港見面，以了卻她的思念之苦。

　　姐姐的想法與我不謀而合，于是我們姐弟開始互動，我常常到寧夏自治區相關部門，詢問到香港省親的有關事宜，姐姐則在臺北了解赴港的各種訊息。

　　功夫不負有心人，1985年11月，經過我的堂嫂（時任臺灣“立法委員”）丑輝瑛極力斡旋與力促，我的姐姐與我侄媳婦章學雄獲準于當年12月初出境赴港；而我與小兒赴港的擔保人是香港互誼有限公司總經理馮毓民先生，他是丑輝瑛的干兒子，也是生意伙伴，在香港九龍商界小有名氣。

　　11月底，我從公安部門拿到了港澳通行證和入境證，著手準備赴港事宜。臨行前，自治區黨委的兩位同志在銀川請我吃飯，再三囑咐我，此次到香港與臺胞見面在寧夏是第一次，保重身體，注意安全，宣傳寧夏，宣傳家鄉云云。他們還為我出具了介紹信，讓我到深圳后及時與寧夏駐深圳辦事處聯系，以期在食宿方面得到照應。我向兩位同志表示了最為誠摯的謝意。

　　1985年12月7日，我偕小兒由寧夏中衛到蘭州，乘坐當日由蘭州開往廣州的列車，盡管睡在臥鋪上，我還是沒有休息好：即將見到的姐姐容貌變化大不大？這些年她過得好不好？

　　12月9日晚7時許，列車到達廣州，華燈初上，羊城一片喧鬧，小雨瀝瀝，空氣中透著淡淡的魚腥味。在廣州火車站附近找了一家賓館登記入宿后，我們匆匆入睡。

　　12月10日早晨，我們乘火車到達深圳，二個多小時的旅途，到處是建設工地，一片繁忙景象。經過多方尋找，我們終于在深圳體育館對面找到了寧夏駐深圳辦事處，這是一棟全國九省市政府聯合租用的辦公樓，當我們向寧夏辦事處的同志遞上介紹信和說明來意，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中午時分，接到了姐姐打來的電話，說她已于9日到達香港，住宿的賓館是位于九龍彌墩道的帝國酒店。姐姐同時告訴我，與她同行的還有我們的侄媳章學雄。我與姐姐約定：12月11日在香港見面。

　　11日中午，我與小兒來到羅湖通關大樓等待通關，等待通關的游客排起了長龍，整個口岸不僅沒有空調，甚至連椅子都沒有。氣候炎熱，每個人都是汗流浹背，不少人只能席地而坐，整整等了半天才輪到通關。

　　通過安檢后，我與小兒在下午17時許來到位于羅湖口岸南側的羅湖火車站，乘客大都是由大陸到香港或取道香港前往境外的。當時從羅湖的列車平均每20分鐘發出一列，分為頭等車和二等車，頭等車的票價比二等車多出一倍。

　　當日下午18時許我們來到九龍火車站，出了站口，走到大街上引人注目的是：裝飾豪華的大酒家，玻璃柜中游著活魚活蝦的高級飯店，大理石板貼墻的銀行大廈，商品琳瑯滿目的大公司，五光六色的霓虹燈，珠光寶氣的女郎……

　　解放前，我曾到過九龍，但現在面目全非，變化很大，一時我與兒子迷失了方向，正在我們犯愁之時，一輛出租車停在了我們面前，“熱情”的司機招呼我們上車后，將我們拉到了帝國酒店門前，不到二十分鐘的里程，司機向我們父子收費120元港幣。事后，有居住香港的親戚告訴我，這段里程，按計價器計算，兩個人也就是12元港幣。這位司機看出我們是頭一次到香港，狠宰了我們一刀。

　　到了帝國酒店門前，我們拾階而上欲進大廳時，一位陌生的中年女人走了過來向我打招呼：“您來了，就是這里”，我心不在焉地“嗯”了一聲。

　　對方見狀連忙解釋：“老爹，您不認識我了，我是章學雄呀，是三姑讓我在門口迎接你的”。

　　這時我才恍悟，1948年我在南京曾見過章學雄，她是我侄兒羅仲泉的妻子，當時還是年輕少婦，如今已是兒孫滿堂的老嫗，又見章學雄，不由讓我對人世滄桑發出感嘆。

　　在侄媳的引導下，我們乘電梯來到酒店四樓姐姐居住的客房，侄媳輕聲推門，向里面的姐姐介紹：“三姑，我老爹來了”。

　　滿頭銀發的的姐姐哽咽著沖我說了一句話：“我最后悔的是當初沒有將你帶到臺灣去！”

　　霎時，我們縱有千言萬語也難以敘說，將近四十年的牽掛和思念，在這一刻變成了緊緊的擁抱和恣意橫流的淚水。

　　在姐姐泣不成聲的敘述中我得知，1948年12月，姐姐與時任國民黨海軍司令部上校翻譯的姐夫隨軍艦撤到臺灣左營，他們捷足先登，在當地找了幾間日本人撤退時留下的住房得以安身。因為當時臺灣的住房相當緊張，姐姐的家先后接納過我的姑父、臺灣的國畫大師溥儒以及我姐夫的外甥女婿（后任臺灣海軍中將、海軍后勤部隊司令）錢懷源和我姐夫的侄兒(后任臺灣海軍供應部司令)陳文豫的家眷棲居。

　　稍后一部分國民黨軍官、文職人員到臺后，房源緊張只能住在帳篷或木頭搭建的房屋里，住在木屋區和帳篷里的人，生命財產毫無保障，成天提心吊膽過日子，害怕臺風掀掉屋蓋，擔心大雨沖瀉山泥壓塌房子，更懼鄰居失火，成片木屋化為灰燼。后來隨著臺灣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的質量逐步提升，住房難題才得以克服。

　　我姐夫已于70年代去世，姐夫去世后在臺北留有一棟樓房，姐姐目前靠出租房屋為生，生活尚可。

　　稍事平靜，姐姐對我說，此次她臨到香港之前，我的堂兄羅平、堂嫂丑輝瑛到臺灣桃園機場送行，堂兄、堂嫂請姐姐轉告我：定永（羅吉元注：“定永”為羅文治幼名）當年未能來臺，如果他有意到臺灣定居，我們一定會鼎力促成此事。

　　姐姐說，這也是在臺的羅家親人的共同心愿。估計在見面中，姐姐可能有這樣的想法，對此我在赴港途中已有考慮，我誠懇地對姐姐說，過去我卻實受了不少苦，但近年來我的情況已發生改變，“右派”問題已得到改正，并當選為當地的政協委員，子女都有了工作，我的根已扎在寧夏，我的家就在寧夏，所以不想再挪窩了。

　　隨后，我又與在臺灣的堂兄羅平、堂嫂丑輝瑛通了電話并表示謝意。1947年我與羅平在南京見過面，掐指算來已38年沒有唔面，電話中我們彼此很是感嘆。

　　我在香港先后住了18天，與姐姐暢談數次，彼此憶往事、聊家常，既為兒時的歡樂時光所陶醉，又為后來的命運多舛而感嘆，倍感人生苦短與珍貴。

《走過記憶履痕—一個黃埔老兵的風雨人生》封面。（圖片由羅吉元提供）

一個黃埔老兵的人生簡歷——我的父親羅文治

　　作者：羅吉元（文字由羅吉元提供，為行文順暢稍有改動。標題由編者擬定）

　　2012年2月，父親臨終前，神志稍有清醒時，念叨最多就是在臺灣的親人和同學，讓人吃驚的是他甚至還能叫出他們的名字。在我們看來，臺灣不了情、黃埔同學胞波情誼注定是他一生揮之不去的情愫。

　　父親，羅文治(原名羅定永)蒙古族, 生于1916年， 民革黨員, 寧夏黃埔同學會第一屆同學會理事, 第二屆同學會副會長, 黃埔軍校同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代表, 曾任寧夏黃埔同學會理事、寧夏中衛市黃埔同學聯絡組組長。2005年9月, 榮獲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 。

　　父親出生在北京香山一個蒙古鑲黃旗貴族家庭，其祖父升允（我的太祖）曾擔任過陜甘總督。始建于1907（清光緒33年）年號稱“天下第一橋”蘭州黃河鐵橋就是他任總督時修建完成的。父親的大伯父札克丹（漢名羅壽松）曾留學德國，四品頂戴湖北牙厘局總辦；二伯父扎拉芬（漢名羅壽恒），在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后，又東渡日本士官學校學習，曾任清皇家禁衛軍第三標標統。隨著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的成立，父親的家族也逐漸走向沒落。

　　父親在北京香山上完小學后，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京志誠中學上學；1936年至1937年在北京的中國大學歷史系上學；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成為流亡學生，逃離了北京。1937年秋在南京投筆從戎，加入保衛南京的憲兵部隊，親身經歷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1938年春, 經九死一生逃離了南京。1938年至1939年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宣七隊當宣傳員，1939年9月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本校（成都）十七期三總隊步科上學。1942年畢業后分配到國民黨第二十五軍歷任少尉排長、中尉排長、上尉連長、少校營長，經歷和參加了“浙贛戰役”等大小30余次對日寇的浴血奮戰。1944年進入陸軍大學廣西桂林西南參謀班深造，1945年抗戰勝利后到上海參與了對日寇的接收及戰俘遣送工作。1948年任國民黨108師324團中校團副，1949年秋和所在部隊一起在福州向解放軍投誠。

　　1949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官第四團學習，1950年至1952年在北京市衛生工程局工作。1952年到1954年在寧夏文工團工作，1954年到1957年在中衛縣干部業余學校和文教科工作。1958年被錯誤的打成“右派分子”后開除公職，自謀生活。父親身陷眾所周知的政治劫難長達20余年，1979年平反以后安排在中衛縣文化館工作至退休。1981年至1998年連續擔任政協中衛縣第四屆至第八屆委員，1988年至1996年擔任中衛縣僑聯副主委。父親的晚年及其豐富多彩，他退而不休，熱忱不減，先后以一個民革老黨員和寧夏黃埔同學會副會長、理事的身份，將參政議政、服務黃埔同學和致力兩岸同胞交流作為學習及生活中的主要內容與樂趣，并引以為榮，樂此不疲。

　　父親一生命運多舛，他是抗日戰爭的參與者、國共內戰的親歷者，是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的蒙難者，又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受益者。同時，父親的經歷也是我們民族近百年歷史的濃縮。

　　他老人家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日子里，忍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和生活壓力，與母親一道生養哺育、含辛茹苦把我們撫養成人。作為子女，身感父恩如山，父愛似海。父親離開我們已經5年多，他帶著對人生的無限眷戀、離開我們遠行了。思緒至此，不勝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