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劉傳標 福建社會科學院

　　摘要：臺灣2300多萬人口中80%祖籍地是福建。福建與臺灣同宗共祖，根脈相連。福建涉臺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眾多，每一件文物、每一橦歷史建筑、每一項“非遺”都是閩臺鄉親的共同記憶、情感和身份標識，保護好福建歷史文化遺產就是保護兩岸融合的根脈。兩岸融合發展需要正本清源，糾正被臺獨分子歪曲的視聽，肅清其負面影響。

　　關鍵詞：福建歷史文化 文化遺產 兩岸融合 培根固本

　　閩臺地緣相近，血脈相聯。福建是臺灣同胞的祖籍地，是臺灣文化的主要根脈。兩岸下融合發展，首先閩臺要先融合。

　　近三十多年來，福建省積極開展涉臺歷史文物的保護、展示和宣傳,從歷史文化遺存角度不斷強化“閩臺一家親”，增進兩岸同胞的情感融合,推進兩岸合作與融合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一、保護臺胞祖籍地歷史文化，正本清源臺灣歷史

　　清代龔自珍在《定庵續集》中指出:“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由此可見，歷史話語權充滿政治屬性。

　　眾所周知，上世紀60年代開始，一部分留學歐美日的臺灣學人為了打破國民黨對權力的壟斷，開始借助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所倡導打破“大寫的歷史”，鼓吹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小寫的歷史”，聲稱要“回歸敘事史學”，“歷史”闡述進入文學化和泛審美化，呈現“非歷史”性特征。“臺獨”思潮借后現代主義的軀殼，編造、演繹、敘述歷史，為臺獨服務，產生歷史虛無主義“臺獨史觀”。為了對抗大國民黨執政當局的大中國歷史文化體系，強調“歷史文化的本土化”，企圖建構臺灣區域“獨立的歷史文化體系”。在史學領域，具有臺獨傾向的史學工作者開始打著后現代旗號，借后現代史學之殼，以虛構、曲解等方式，臆造“臺獨歷史”和“臺獨文化”。如，有“臺獨理論家”之稱的史明（施朝暉）編寫的《臺灣人四百年史》[1]，把臺灣歷史從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分割出去,妄稱臺灣只有400年歷史,臺灣做了400年殖民地。聲稱“元朝、清朝對臺灣的統治,與荷蘭和日本殖民統治一樣，都是外來政權”。在“臺獨”勢力活動早期缺乏系統“理論”的情況下，《臺灣人四百年史》成為“臺獨經典之作”，為當時島內反國民黨威權人士人手一冊的必讀書籍。在史明“臺獨史觀”的影響下，曹永和也于1990年提出“臺灣島史”的概念，企圖從“海島”的角度審視與形塑臺灣“獨立歷史”，認為“臺灣島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歷史舞臺”。周婉窈于1997年撰寫的《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也聲稱要建構“在地本土觀”，要以臺灣島的人群活動為主要素與空間舞臺來研究臺灣歷史。她提倡由在地本土觀點所建構，以臺灣島(臺灣本島及其周邊諸島嶼，也就是大臺灣)的山、海、平原等三個以人群活動為主的重要構成要素與空間舞臺所承載經歷過的歷史來建構融合成的臺灣歷史研究。

　　無論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還是曹永和的“臺灣島史”、周婉窈的《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等等著述，都企圖通過歪曲與重新釋詮歷史文化遺存，臆造“臺灣獨立”的歷史，培植臺獨史觀。

　　近三十多年，臺灣獨派史學工作者，企圖通過重新“詮釋”臺灣區域文化，建構其所謂的“獨立的文化體系和主體地位”。聲稱“臺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不同，臺灣擁有自己的獨特文化”，“臺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本質區別”“臺灣文化有四大系統：原住民的文化，福佬的文化，客家的文化，大陸系的文化”。另一方面販賣“臺灣文化的要素是多元的，中國文化只是臺灣文化的一部分”，“臺灣文化揉合了荷蘭文化、日本文化、原住民文化、漢文化、西洋文化，中國文化是臺灣文化的一部分。”[2]企圖把中國文化與荷蘭、日本等殖民文化，福建閩南、客家及臺灣高山族等區域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等同并列起來，來削弱、貶低中國主體文化的地位；企圖將臺灣區域文化中某些特殊性和差異性，拔高為主體性，編造所謂的“臺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對等地位”，并以“本土化”之名，對臺灣地方的歷史、文學、藝術、電影、歌謠、戲劇與民間藝術進行“整理與改良”，支解中國文化。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為達到從“根本上培植”以“臺灣”為核心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政治目的，采取各種手段和措施，在臺灣民眾中培養“臺灣意識”。如，通過成立“文史工作室”收羅具有臺獨的文史工作者研究所謂的“鄉土民性和歷史”，以建構“臺灣歷史與文化的主體性”。在李登輝授意下，1994年臺灣當局“文建會”正式推展所謂的“社區總體營造”、“地方文史社團基礎工作研習計劃”和“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補助地方文史工作處理要點”。在臺當局的“補助或獎勵”鼓勵措施下，“地方文史室”占據臺灣歷史學術主流陣地，從事臺灣地方史學的人不僅擁有充裕的資金，更擁有話語權。相反，從事大中國歷史與文化研究者，不僅無處獲得資金，更無其話語的舞臺，逐漸淡出臺灣史學界。

　　在教育領域，李登輝自己反復聲稱“教育不改，人心也不會改變，過去教育都限制在大中華的觀念范圍中，臺灣不需要大中華主義”[3]。并聲稱：“我要國民小學教育里多加些臺灣歷史、臺灣地理等課程”，歷史教育應“以臺灣為中心”，要“從鄉土教育”開始。在他的影響下，臺灣地區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史學工作者，放棄史學工作者基本職業操守和底線，配合臺獨分子臆造符合“臺灣意識”、“臺灣生命共同體”精神的“歷史敘述”。如，1993年為配合臺灣教育當局修訂的“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規定小學課程自三年級起增列“鄉土教學活動”，中學一年級增列“認識臺灣”、“鄉土藝術活動”課。臺灣教育當局的“教育研究委員會”和“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相繼成立了“本土語言教材項目小組”與“鄉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項目小組”），參與搜集資料研擬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民語本土語言教材和鄉土教材；1994年10月13日，臺灣教育當局在李登輝的授意下，以“臺灣化”、“本土化”為幌子，對教科書內容進行所謂的“教育臺灣化”改造。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史學工作者又參與編寫，將教材中“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句詞全部刪去了；1996年10月，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史學工作者參與臺灣教育當局修訂“國民中學認識臺灣課程標準”，把臺灣本土歷史被列入中學正式教學科目，規定“小學每周要有兩小時進行鄉土教學”。1997年6月又推動中學開設由杜正勝[4]主持編寫的教科書《認識臺灣》課程，通過該教科書將其“以臺灣為中心的”的臺獨歷史觀直接移植入教科書中。在《認識臺灣》的“歷史篇”中，肆意篡改歷史，煽動民族分裂情緒。聲稱“臺灣400年前是無主的土地”，極力鼓吹、宣揚所謂“臺灣魂”“臺灣精神”，把“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這樣的名詞都一一刪去；極力美化荷蘭、日本等對臺灣的殖民侵略。通過強行對青少年學生灌輸“臺灣不屬于中國”的思想，以強化“臺灣意識”。

　　李登輝獨攬臺灣大權12年期間，將史學引向政治化，“臺獨”在史學領域也不斷地升溫，臺灣史學的“本土論”、“臺灣民族論”，以及臺灣史學的“去中國”、“脫中國化”論也陸續登場。

　　2000年5月20日，民進黨陳水扁上臺后，不僅政治上延續了李登輝的“臺獨路線”；在文化領域，更是在李登輝“去中國文化”實踐的基礎上，加緊推行軟性臺獨工程——“文化臺獨”。在陳水扁主政的8年里，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史學工作者紛紛占據學術和文化機構的要職，不惜歪曲事實真相，為“臺灣文化主體”的“理論研究與造勢”，虛構“臺灣史學”，聲稱“要以臺灣的立場看臺灣”，要以“臺灣的觀點看臺灣歷史”，“要放棄大中國觀點”。在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臺獨史觀”更趨熾熱。陳水扁當局利用執政地位和“教育改革”之名，于2001年3月底將李登輝時期所炮制的《認識臺灣》教科書定為教學范本，強行在中小學推行。同時將李登輝的“兩國論”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調強行塞進歷史教材中，將臺灣史與“中華民國史”進行割裂，把“中國史”塞入世界史；將祖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交往史篡改為“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史”，并塞進世界史教學范疇。并以偷梁換柱的方式將民進黨的黨史變成臺灣地方的“當代史”，將民進黨的黨外運動史拔高為“臺灣史”。

　　臺灣教育當局于2003年9月22日出臺了“2005學年度《高中歷史課程綱要草案》”，規定臺灣的高中學生必須“先學習臺灣史，再學中國史，最后學世界史”。《綱要草案》將《舊金山和約》及所謂《中日和約》引入教科書，否認《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有意割斷臺灣與中國的關系，極力掩蓋和否定臺灣主權屬于中國的事實，企圖通過強調臺灣“主權未定”為“臺灣主權獨立”制造輿論。《綱要草案》及依此編寫的各種版本教科書，具有鮮明的“去中國化”、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等的特點。如：對臺灣早期歷史，只強調“臺灣原住民族”，不談漢民族在臺灣的活動，甚至不顧以往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強調臺灣的“原住民族”源自“南島語系”而與大陸無關；對于明代以來的臺灣歷史，將荷蘭、西班牙人入侵臺灣的歷史放在所謂“臺灣與世界”的框架下，以延續“原住民”來自南島語系的空間歷史架構，略而不談鄭芝龍、鄭成功等漢人群體遷移至臺灣的歷史事實；對于康熙統一臺灣之后的清代歷史，稱作“清領時期”，突出臺灣的“帝國邊陲”地位和清朝的消極統治政策，避而不談清政府治臺功績；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改為“日本統治時期”，改“日據”為“日治”，掩飾日本的殖民統治，為日本的殖民統治歌功頌德，等等。

　　通過“改造歷史”、“篡改歷史”教科書，強制性地向臺灣青少年灌輸“臺獨文化”，讓青少年疏離祖國大陸，強化學生“對臺灣的認同”，切斷臺灣年輕一代對中國歷史的記憶和文化感情，使青少年“只知臺灣而不知中國”，“只認識臺灣文化而不認識中國文化”。

　　李登輝和陳水扁之流的“臺獨”分子主政臺灣20年，在青少年中產生潛移默化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目前臺灣的青少年人越來越多“只知臺灣而不知中國”“只認識臺灣文化而不認識中國文化”。

　　2008年5月20日馬英九上臺執政后，并沒有努力去扭轉“臺獨史觀”，也沒有及時修改陳水扁時代編修的“課綱”和“教科書”，以至于具有明顯“臺獨”傾向的課綱和教材繼續主導臺灣中小學教育，毒害青少年。在“兩國論”“同心圓”等“臺獨”理論語境下教育成長的臺灣青少年，在“國家認同”方面，“棄中就臺”的傾向日益明顯。其影響與危害越來越大。2014年參與“反服貿”的大學生和2015年參與“反課綱運動”的中學生都是在“兩國論”、“同心圓”意識形態毒害下成長的青年人。

　　2016年5月民進黨理念型臺獨分子蔡英文上臺后，雖聲稱“不對抗”，但卻在“維持現狀”中搞臺獨，有計劃有步驟地從根本上削弱兩岸一中的政治基礎，不遺余力地“去除中國標識”、“去除中國國民黨代表中國的合理價值”。從政治層面、法理層面“去中華民國化”。文化教育領域“去中國化”，不僅祭拜“國父孫中山”，也停止遙祭中國人文初祖軒轅黃帝；并將官方語言多元化（將閩南方言、臺灣原住民方言、客家方言等都視為“國語”），支解、削弱普通話在臺灣的“國語”地位和體系；把臺灣歷史與中國歷史割裂開來，甚至把臺灣歷史與中國歷史對立起來，演繹“獨立的臺灣史”。拉抬“親日情結”，縱容臺獨學者對“非我族類”進行攻擊，形成語言霸凌。

　　當下臺灣島內政治文化生態，臺獨史觀泛濫，與始作俑者是“臺獨教父”史明的《臺灣四百年史》有相當大的關聯。臺獨史觀和歷史論述的荒謬。臺灣歷史論述必須正本清源，糾正被臺獨分子歪曲的視聽，肅清其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