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
日本擴大侵華
日本統治集團，早就確定了侵略中國的大陸政策，從“九一八”侵占中國東北并向華北擴展的過程中，日本的得益，更加速了侵略中國的步驟。30年代，日本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比較快的，工業生產指數以1929年為100，1936年上升為150，1937年達169。8年平均每年遞增6.8%，但日本工業生產的遞增率不能用正常的國內生產來考察的。1930、1931年是處于經
濟危機時期，那么在1932年開始就是以9%的年平均遞增率發展，以1937年與1936 年相比，上升了12.7%，后幾年的大幅度上升，無疑是從侵略中國得來的。具有一定規模的侵華已經得到這樣大的利益，大陸政策第一步的預想變為現實，就更加積極地擴大侵華。
日本的產業結構，1930年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為38：62，1931年、32年的侵華戰爭開始，軍工工業又有了極大的發展，到193？年，以軍工工業為主的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重改變為58：42。為侵略戰爭服務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又反過來推動戰爭。
日本的政治也迅速地走上天皇制的法西斯主義統治。1936年2月20日，國會選舉中自由派的民政黨在選舉中剛取得多數，2月26日就發生法西斯軍事政變，“皇道派”軍官率領1500余名官兵，襲擊了岡田啟介首相，殺死了幾名內閣官員，包括1932.5-1934.7月擔任首相的齋藤實子爵和藏相(財政大臣)高橋是清等，提出了8項要求，鼓吹建立“皇道派”武力獨裁和戰爭體制。政變后，由廣田弘毅任內閣首相，組成了軍人主政的內閣；大幅度增加軍事預算，大力推進軍工生產為主的重工業。“二二六”政變后的廣田內閣，開始了日本天皇制的法西斯主義。在此后的一年多時間里，盡管內閣調動頻繁，而法西斯統治日益加緊。1937年11月設立帝國大本營，將戰爭指揮權集中在天皇直接權勢下行動的陸海軍將領手中；有自由主義或激進主義傾向的嫌疑人物均被捕，到1937年12月，逮捕了371人。日本完全實行軍事法西斯主義。
1936年8月，日本廣田內閣召開了首相、外相、藏相、陸相、海相的五相會議，決定了一個《國策大綱》，把“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同時向南方海洋發展”定為日本的“根本國策”。《大綱》規定：對外應“消除北方蘇聯的威脅，同時防備英、美，實現日滿華三國的緊密體系”，“向南方海洋，特別是南洋方面(印度尼西亞方面)求日本民族的、經濟的發展”；對內“必須采取指導統一國內輿論的措施……，和‘國民思想健全化’的措施”，以加強法西斯統治。按照這個計劃，陸軍制定了大規模擴充空軍和在中國東北的兵力為中心的五年擴軍計劃；海軍也制定了宏大的造艦計劃，1937年，日本的軍事預算，占全國家預算的60%以上。
1937年6月，近衛文任日本首相，采取了關東軍參謀長、侵華狂熱分子東條英機的主張：鑒于西安事變后，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漸形成，應立即擴大侵華戰爭。
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前夕，日本的宣傳機器，大肆鼓吹侵略中國是為了解決“日本人口過剩”、“天然資源缺乏”、“捍衛主權線、生命線”的圣戰，是“懲罰”中國軍民的抗日與“擴戰”的“不得已的行動”，甚至是為了“幫助開發中國的光榮”之舉，等等。
另一方面，對外又不斷制造“和平”的陰謀，鼓吹所謂“日中友好提攜”。1937年3月，日本外相佐藤提出對華的“新認識”、“新政策”，詭稱要“改變”日本對華關系，“協助中國的統一與復興”；今后日中外交談判，要以“促膝談心態度”，“將過去一切付諸東流，而重新以平等地位精神談判。”
在這種“和平外交”的煙幕下，日本大量增加其華北駐屯軍的兵力，在北寧路屯駐重兵，并侵占豐臺這個重要軍事據點，大批日艦開到青島、上海，并進入長江各埠。37年6月以后，駐豐臺的日軍幾乎每天都在進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
在外交上，日本在1933年5月發出退出國際聯盟的通知，兩年后生效。此后也就拋開了1922年在華盛頓簽訂的《九國關于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的《九國公約》，這是日本與美、英、法、意、比、荷、葡為了共同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維護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完全機會均等”，“中國之門戶開放”的條約，現在要獨占中國了，不能再受九國公約的限制。又宣布廢除與英國等簽訂的限制海軍發展的海軍協定。1936年11月，同希特勒納粹德國簽訂了反共產主義和第三國際的協定，即《反共產國際公約》，以后又同意大利簽訂了同樣的條約。在國際上與德意結成聯盟，與英美法等國處于對立的地位。也就是說，對一切表面上還有一層反侵略、非戰外衣的國際組織、限制其獨占中國的條約，統統拋開，與正在進行侵略殖民地的意大利、德國組成聯盟。
進入1937年，日本在政治上、經濟上、外交上、軍事上，已經全面進行了侵略戰爭的部署，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就要開始了。
七七事變
1937年7月7日夜間，駐北平豐臺日軍，在盧溝橋附近進行軍事演習時，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中國駐軍拒絕了日軍的要求。日軍就將宛平縣城包圍，多次開槍向宛平城內射擊，并以迫擊炮攻城。當日軍進行軍事演習挑起事端之時，當地駐軍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111旅旅長何其灃，一面向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報告，一方面指揮城內守軍第
219團團長吉星文，率部還擊。第29軍司令部發出命令：“命令全線官兵堅決抵抗。盧溝橋即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后退。”中國軍隊抗日的槍聲在盧溝橋打響了，這就是七七盧溝橋事變。
七七事變后，中國共產黨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7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通電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并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茍安的希望與估計。”通電號召全國人民：“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7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共產黨員大會上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的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同時紅軍立即集中，準備奔赴民族戰爭的戰場。
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推動下，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各地愛國軍民紛紛行動起來，大力支援華北前線。北平人民組織了戰地服務團，募捐團，慰勞團等，進行慰勞士兵，救護傷員等活動。長辛店工人冒著槍林彈雨，趕赴宛平前線修筑防御工事。上海、南京、武漢、太原等地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眾，相繼組織起抗敵后援會，紛紛發表宣言，支持二十九軍的抗日行動，致電、匯款、慰問前線將士。上海日本工廠的中國工人和職員，紛紛罷工和離職。各地報刊也大量發表抗日言論，大聲疾呼：“現在和平已經絕望了，犧牲已到了最后關頭了!”“我們現在除了抵抗，實在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北平《世界日報》指出：盧溝橋事件已充分證明：今日之中國，絕非“九·一八”、“一·二八”長城戰役前的中國可比。盧溝橋的炮聲，喚起了全國人民團結御侮的抗戰精神，促進了中華民族抗日救國的新的覺醒。
七七事變發生以后，國民黨政府處于動搖狀態。國民政府的《自衛抗戰聲明書》敘述了這個過程：“中國政府于盧溝橋事件發生后，猶以誠意與日本協商，冀圖事件之和平解決。7月13日，我外交部曾向日本大使館提議雙方即時停止軍事行動，而日本未與置答。7月19日，我外交部長復正式以書面重提原議，雙方約定一確定日期，同時停止軍事動作，同時將軍隊撤回原駐地點。并曾聲明：中國政府為和平解決此次不幸事件起見，準備接受國際公法或條約所公認之任何處理國際糾紛之和平方法，如雙方直接交涉、斡旋、調解、公斷等等。然而以上種種表示，均未得日本之置答。
于此之際，中國地方當局為維持和平計，業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議之解決辦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之容忍，對于此項解決辦法，未予反對。”
國民黨在7月16至20日，召開廬山談話會，討論了和戰方針問題，以何應欽為代表的一派反對抗戰，認為中國武器不如日本，若開戰七日之內必亡國。孔祥熙主張“抗戰不如參戰，參戰不如觀戰。”張群則向蔣介石提出所謂“和必亂、戰必敗，戰而后和，和而后安”的“十四字真言”。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一篇關于準備抗戰的談話。他表示：“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后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戰是應付最后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同時又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他提出了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四條件：1.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政變；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4.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但是他又反復強調：“我們是弱國”，“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仍然希望對日和談、妥協，還沒有放棄茍安的幻想。
盡管國民黨政府存在僥幸心理，幻想尋求“外交方法”來解決華北事件，但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方針決不會改變。它在談判的幌子下，加緊調集兵力，部署擴大戰爭。至7月下旬，日本對華增兵達10萬左右，進一步完成了擴大侵華戰爭的軍事部署。日軍準備就緒，即于7月26日攻占廊坊，并向中國方面提出最后通牒，無理要求中國軍隊撤離北平。7月28日，日本大舉進攻南苑。7月30 日，日軍占領北平、天津。天津淪陷后，華北戰爭繼續蔓延，全國人民的抗日怒火進一步熊熊燃燒起來。
虹橋事件挑起戰端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平津后，又積極策劃進攻上海，沿用它的故伎，挑起事端。先是在7月24日，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忽稱一名士兵失蹤，制造緊張局勢，不久，這名士兵被查獲送還日本領事館。日又借機撤退上海日僑，作發動戰爭的準備。
8月9日下午五時半，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和齋藤要藏兩人，駕駛軍用汽車沖向虹橋機場，被機場衛兵擊斃。事件發生后，上海市長俞鴻鈞和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周玨分別向日本駐滬總領事和日本海軍通話，當時日方聲明，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本日未有奉命外出。縱令有人外出，也決不會有到虹橋機場。因為日本官兵是絕對不應該到機場的。
當夜10時，俞鴻鈞市長赴日總領事館交涉，敘說了事件經過，并主張用外交途徑解決，不使事件擴大。日方也表示同意。但是至11日下午四時，日總領事岡本訪俞市長，態度即轉趨強蠻，聲稱對于虹橋擊斃二日兵事，日本全國極為震動，東京政府雖同意用外交途徑解決，但是同時卻又認為有向中國“質問”對本案態度的必要。并附帶提出兩項要求：“(一)將保安隊撤退，(二)將保安隊已筑之防御工事完全撤除。”
俞鴻鈞答復：“既然是中國的土地，就更無所謂撤退”。對防御工事和“保安隊所有措施，無非為防范起見，總之，我方維持和平之心志，日方應能諒解……如日方亦能遵守范圍，沖突自然避免”。日方表示滿意。
12日下午3時，應日方要求，召開淞滬停戰協定共同委員會會議。會議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會議廳舉行，出席者除中日雙方外，尚有英、法、美、意四國代表，日方代表岡本聲稱：今晨中國保安隊及正規軍隊，已在近郊設置防御工事，此種行動，違反停戰協定，應請共同委員會加以注意，采有效辦法，加以制止。俞鴻鈞當即駁斥：“共同委員會設置之目的，在維持上海之和平與治安，并非協助日本政府實施侵略政策”。“虹橋事件發生后，日方曾一再表示靜候調查事實真相，以外交方式解決，但一面竟軍艦云集，軍隊大增，軍用品亦大量補充，此外尚有大批軍艦正在途中，源源而來。此種措施，不獨妨礙各國僑民之安全，且對中國為一種威脅，且足發生危害之行為。中國在本國領土內，當然有權采取自衛之行動。……我方秉承中央所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貫政策，對僑居上海之各國僑民，仍當加以保護。”各代表提議可否將保安隊稍稍后退以免沖突。俞鴻鈞答：“停戰協定早已為日方破壞，故本日實無召集共同委員會之必要。”“我國軍隊，在本國土地行動，有絕對自由之權，此則未容他人之置議。”“為維持上海之和平治安計，如日本將增加之軍艦與軍隊調回，則我方對撤退保安隊一點，亦愿加以考慮。”會議毫無結果而散。
日本在會上表示竭力避免戰爭，而行動上作好了戰爭準備。日本海軍陸戰隊在12日晚陸續登陸。而且在楊樹浦、閘北、虹口一帶布防。到12日止，調集淞滬的日艦已達30余艘，海軍及陸戰隊1.5萬之眾。8月13日上午9時15分起，日海軍陸戰隊在鐵甲車的掩護下，由寶山路商務印書館舊廠址出發，于橫浜橋過淞滬鐵路，向寶山路我軍陣地進發，并向我軍陣地開槍射擊。我方保安隊為自衛起見，用機槍掃射，打退了敵軍，日方士兵死5人，傷10余人。下午3時50分，日軍開始大規模進攻，并以大炮轟擊，我軍奮勇抵抗，“八一三”戰爭爆發。
（來源：新浪網）
編輯：齊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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