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玉生

　　1984年6月的一個上午，位于太原市陽曲縣黃寨村的一處破舊的民宅，迎來了一位風塵仆仆的客人。來者是山西民國史上著名人士趙丕廉先生的外甥女趙銀娥女士。趙銀娥女士給馬文蔚送來一封信。這封信是趙丕廉的兒子趙立生先生從臺灣轉來的。

　　撫摸著發(fā)黃陳舊的信封，馬文蔚顫抖動著雙手展開信紙，未讀一字已是淚流滿面。信是他的老師趙丕廉先生在1942年寫給馬文蔚的，信中的大意是希望馬文蔚能來北平給仁發(fā)公徐藝圃的錢莊當個會計，并勸馬文蔚先依靠別人來發(fā)展，然后自己再謀出路。

　　那時的馬文蔚正處在人生的低谷，因為得罪了 “銘賢派”，只干了半年，就讓孔祥熙免了職。而他只好賦閑在家，雖然有時也和朋友出去游玩一下，但內心總悶悶不樂。趙丕廉先生的信不是很長，但字里行間充溢著濃濃的關切之情。

　　捧著這封從臺灣轉回來的40年前的信，馬文蔚竟不住淚水如注，想不到老師無時無刻不在掛念著自己。為什么這封信會去了臺灣，已經(jīng)成為一個謎，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身在北平的趙丕廉先生知道了自己學生馬文蔚的窘境才提筆寫了這封信并讓人轉給馬文蔚的。讓人扼腕嘆惜的是馬文蔚讀到這封信時已是四十年后的1984年。他已是80歲的老人了。而趙丕廉先生也已離開人世間23年了。

　　趙丕廉先生是民國歷史上著名的“五臺二趙”之一，他一生傾心教育，曾是山西省立國民師范的第二任校長，曾和劭力之、葛天明創(chuàng)立了南京文化大學，可以說，先生一生培養(yǎng)出了諸如徐向前、薄一波、李雪峰、程子華、馬文蔚等青年才俊，曾協(xié)助章士釗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經(jīng)邵力子推薦，曾任中央文史館館員、民革中央委員，1961年1月5日逝世于北京，葬在八寶山。

　　那么趙銀娥是怎樣得到馬文蔚的消息的呢？這完全是因為馬文蔚書寫人民幣票面漢字的事情已經(jīng)公開,得到總行的確認。電臺、電視、報紙都對馬文蔚書寫人民幣票面漢字一事做了大量的報道。面對來客，已經(jīng)80歲的馬文蔚心情顯得十分激動。趙丕廉先生不僅鼓勵自己的學生應懷有遠大的理想抱負，而且對學生的生活也非常關心。馬文蔚從山西省立國民師范學校畢業(yè)后，就在太原市的國師附小任教員，并結識了同校任教的趙夢蘭女士。趙丕廉先生見二人情投意合，在1928年夏天,給二人牽線作媒，使馬文蔚和趙夢蘭喜結良緣。

　　值得告慰趙丕廉先生的是，馬文蔚并未辜負他的教導，中國人民銀行準備發(fā)行第二套人民幣，馬文蔚就應南漢辰行長約請，書寫了第二套人民幣票面上的“中國人民銀行”和其它漢字，只是趙丕廉先生他有沒有猜想過新版人民幣上的漢字是誰寫的，或者說有沒有仔細端詳過那十幾個端莊、典雅的漢隸魏碑漢字。所幸的是，經(jīng)歷了二十年“右派”的馬文蔚剛剛迎來自己生命的春天，就看到了丕廉老師在四十多年前寫給自己的那封信，不至于讓遠在臺灣的趙立生先生懷著遺憾而難以心安。

　　馬文蔚生前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并在1988年1月應邀參加了山西省政協(xié)六屆一次會議，會議期間，馬文蔚對國家經(jīng)濟體制改革、如何穩(wěn)定金融貨幣制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尤其對遠在臺灣的老朋友、老同學發(fā)出倡議，并給他們郵寄了自己書寫的《告臺灣同胞書》書法長卷，鼓勵他們一定要為祖國統(tǒng)一做出貢獻。

　　現(xiàn)在馬文蔚先生離開我們也已二十年了，但這封行走了四十年的信件仍被他的女兒悉心收藏著。這封信不僅見證了一段師生情誼，更見證了海峽兩岸骨肉同胞渴望團圓的愿望和歷史。人民幣迄今已經(jīng)發(fā)行了第五套，但馬文蔚先生書寫的“中國人民銀行”哪幾個漢隸魏碑的漢字仍在沿用著，若從書法手跡流傳之廣和其意義而論，馬文蔚毫無疑問是當今書法史上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