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臺灣光復60周年：兩代臺胞的愛國情懷
今天在這里紀念臺灣光復六十周年，我不禁想起去年10月19日在北京去世的蘇慶黎女士。事實上，我是持著懷念她的心情來參加這個紀念會的。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人是認識她的。陳映真、王曉波是她當年主持夏潮雜志時代的老戰友。慶黎所主編的《夏潮》雜志是70年代臺灣最具批判性的論壇，這份刊物挑戰了自50年代以來籠罩著臺灣的極端反共思潮。在戒嚴體制下，將左翼思想直追溯到30年代的世界思潮下的臺灣史與文學。從支配與被支配的角度，將臺灣的政治經濟結合到批判資本帝國主義的第三世界觀點；將知識與理論落實到草根的現實社會，以及對弱勢族群的關懷。這份刊物影響我以及許多同時代的人，引導我們去追問，一種更為開闊寬容而有反省批判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蘇慶黎女士出生在臺灣光復的第二年，她那個樂觀進取的名字，最足以代表光復當時的臺灣人的心情；她的父親蘇新先生當時相信，隨著日本敗戰而得以回歸祖國，正是臺灣的黎明，因而給自己女兒命名慶黎——慶祝黎明。比她早一年，在戰爭結束之前幾個月來到這世界的我，則有一個相對比較消極，甚至有一點宿命，卻又潛藏著無限期待的名字——源自老子道德經“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不僅如此，我還有一個乳名就叫‘光復”。我們的父執一輩，在承受臺灣命運轉折之沖擊時的心境，竟而永遠伴隨著我們，這不就是歷史的傳承?
我的父親葉榮鐘在《臺灣省光復前后的回憶》這篇文章的第一句就說：日本投降與臺灣光復，是六百五十萬臺人，結束五十一年間包羞忍辱的奴隸生活，反本歸宗，重入祖國懷抱的歷史的大事件。1945年的10月份，臺灣人在第一次慶祝雙十節、光復節以及歡迎來自祖國的政府人員、軍隊等一連串慶典時所表現的空前熱烈情緒，不只是表達他們的民族感情，也是在把他們五十年來在異族欺凌壓迫下的委屈，盡情地發泄出來。1946年，在丘念臺先生奔走之下組成“臺灣光復致敬團”一行15人由林獻堂領團前來大陸訪問。“致敬團”原定兩個任務之一即為光復一周年之際前往黃帝陵恭祭。卻因天雨受阻，不得不于9月12日在相距200里的耀縣設壇，遙祭民族奠基遠祖黃帝。并由家父執筆寫成《祭黃陵文》，奉告臺灣已經光復，650萬子民重歸祖國懷抱之心情。臺灣同胞飽嘗亡國痛苦51年，希望國家強盛民族繁榮之心極為殷切，對于祖國之內憂外患尤其關心。林獻堂在代表“致敬團”發表談話中提到：光復后已覺有可愛護的國家、可盡忠的民族，永不愿再見到有破碎的國家，分裂的民族。
隨著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臺灣在1895年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臺灣人從此走上漫長的民族抵抗運動。從倉促成軍的臺灣民主國保衛戰為起點，全省各地的抗日義軍不斷蜂起。從1895年到1902年，孤立而沒有任何外援的臺灣同胞，以烏合之眾、血肉之軀與日軍奮戰了七年。此后雖無大規模武裝抗日組織出現，但是零星的武裝抗日事件依然不斷。1912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成功之后，臺灣同胞又受鼓舞，一直要到犧牲極為慘烈的“噍吧年事件”之后，武裝抗日運動才告一段落。自1920年代以后，轉而有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領導的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的出現，其后又發展出左翼思想的無產階級抗日民族運動。到了日本發動對華侵略戰爭七七事變前夕，抗日民族運動被完全鎮壓下去之后，臺灣同胞則陸續不斷地、透過不同的途徑，與祖國同胞并肩投入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雖然并沒有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從日本的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但是，日據下臺灣人的抗日民族運動，絕對是我們后輩永遠引以為榮的一段歷史事跡。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強韌的民族意識，始終是維系著臺灣抗日民族運動的基礎。前后幾近二十年的非武裝抗日民族運動，由地主階級與知識分子所領導的陣營，從同化會而六三法案撤廢運動、議會設置請愿、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到最后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雖然有過幾次路線的轉折與分裂，總是能夠以議會設置請愿運動團結各派，并以《臺灣民報》做為臺灣人的喉舌。林獻堂、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蔡培火等幾位重要領導人，在路線上或有激進與溫和之區別，但是他們維系中華文化根源、站在民族的立場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心志卻是一致的。左翼思想指導下的無產階級運動，無論是運動的農民組合、工友協會，或是政治組織的黑色青年、廣州臺灣青年團、 臺灣共產黨等，也都還是站在中國民族的立場，對抗異民族的日本殖民統治的資本主義體制，因為殖民統治者與資本家是同一體系。
記得我還在臺灣生活受教育的時候，學校每年也都有紀念臺灣光復節的慶祝活動，但是當時的我并不了解紀念光復的意義，我和絕大部分在臺灣生活的人一樣，對于前輩抗日的事跡，對于臺灣的歷史并沒有多少了解。因為在長期白色恐怖的戒嚴體制下，臺灣的歷史從未受到重視，臺灣史的研究從未受到鼓勵，更多時候還是禁忌。非常諷刺的，作為一個臺灣人，并且是一個抗日民族運動積極分子的后代，我是離開臺灣移居北美之后，才認真地尋找臺灣的歷史。曾經有很長一段時候，我對臺灣的歷史充滿了悲情；一再地被扭曲的臺灣近百年史，復雜崎嶇的光復經驗；特別是抗日一代的志士，在光復之后在臺灣或在大陸所遭受的冤屈，都常讓我悲憤不能自己。蘇慶黎女士的父親蘇新與舅舅蕭來福，就是在1947年那一場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后亡命天涯，她的父親后來落腳北京，一家人分隔兩岸從生離到死別，永遠再沒有團圓的日子。
很多年前，在臺灣還未解除戒嚴的1980年代，王曉波教授曾經在一個公開場合對楊逵先生說：歷史終究會還給你們一個公道的!這二十年來，在臺灣有許多朋友默默地、全力以赴在為搶救臺灣史而努力。我相信這些朋友們的努力成果可以告慰楊老以及他的抗日一代同輩們。
今天在紀念臺灣光復六十周年的同時，我們還必須繼續努力，探討臺灣光復的曲折經驗及其復雜的現實性，公此與朋友們共勉。
(本文作者為作家、《世界與臺灣》雜志發行人)
（責任編輯：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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