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望”一詞，是“郡”與“望”的合稱。“郡”是行政區劃，“望”是名門望族，“郡望”連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國范圍內的名門大族。
秦漢以后，隨著家族的繁衍遷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緣論親疏的文化內涵逐漸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貴賤的內涵成了姓氏文化最為突出的特點。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每郡顯貴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為當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別于其他的同姓族人。歷代的姓氏書中，其中有一類是以論地望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論》和南朝劉孝標的《世說新語》）。《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個姓氏前面注明了“郡望”。如魏晉至隋唐在我國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陽（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帶）盧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帶）崔氏，滎陽（今河南省鄭州一帶）鄭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帶）王氏。
“郡”是由春秋戰國到秦代幾百年間逐漸形成的地方行政區劃。春秋時，秦、晉、楚等國有邊地設縣，后逐漸在內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國開始在邊地設郡，面積較縣為大。戰國地在郡下設縣，逐漸形成縣統于郡的兩級行政區劃制。秦統一中國后，分全國為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設縣。郡、縣長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權組織的一部分。漢至隋唐繼承了秦代的郡縣制，但是具體的郡縣劃分有所沒。隋唐時代，往往州、郡的名稱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數時期稱“州”不稱“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區劃已經作廢。
但“郡望”作為專指某些地域某一名門望族的習慣用語，卻保留下來。并與門閥制度緊密相連，在封建社會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沿用不衰。
所謂門閥，亦即門第閥閱，指封建社會世代顯貴，影響大，權威高的姓族家門。這些所謂“高門大姓”一般地說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權威和聲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則顯赫無比，十分威嚴，并世代傳承。有時官方尚作明確規定，宣稱某稱為望族大姓，甚至具體劃分姓族等級，確定門閥序列，各姓族權益的地位不等，這就是所謂的門閥制度。
門閥制度始于西漢，漢代劉氏皇族引經據典，論證其為帝堯之后，是高貴的血統，聲稱他們天生是要稱王做帝的。東漢時期，門第等級觀念已十分盛行，門閥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親屬往往高官厚祿，數世不衰，如弘農華陰楊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陽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輿許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為當時令人稱羨的高門望族。
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發祥、聚集、變遷之地非止一處，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個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個郡望為主，以區別主從及尊卑。
在門閥制度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與高門望族相比，門第較低，家世不顯的家族則被稱為“寒門”、“庶族”。他們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財產，其成員也有入仕的機會，但總的說來，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極受壓抑，其社會地位也無法與門閥士族相比。當時用以銓選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這種門閥制度的集中表現。所謂“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據門閥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納鄉里輿論，將人才分為九個等級進行推選，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為基礎而盤踞于地方的門閥士族，很快就壟斷了薦舉權，其結果便是只論門閥家世，不論才行品。出身于名門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無才無德，總被列為上品優先入仕，得授清貴之職，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職，以致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門閥士族不僅各自控制地方權力，同時還左右朝政，國家法令又明文規定士族有蔭族、襲爵、免役等多種特權。士、庶這間有嚴格的區別，所謂“士庶之別，國之章也”。士族自視甚高，不與庶族通婚。如有士族與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擔任的官職，稱為“婚宦失類”，是十分恥辱的事，會因此而受到排擠和嘲諷。
在門閥制度下，不僅士庶界限十分嚴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貴賤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團中不同郡望、堂號的宗族也有貴賤、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論》中對此作了明確的論述：在南北朝時，“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為“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以上“僑姓、吳姓、郡姓、虜姓”合稱“四姓”，“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選”。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門第閥閱而有等級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為“膏梁”，有令、仆(射)者為“華腴”，有尚書、領、護以上者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有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為“丁姓”。
為維護、推行門閥制度，載錄門第、區別族系的譜牒之學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劉孝標所注的《世說新語》中，引證的家譜、家傳達數十種之多。這種別貴賤、分士庶的門閥制度，不僅的魏晉南北朝時十分流行，而且影響深遠，成為維護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準則習俗。南宋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對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論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有譜系。歷代并有圖譜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以便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在封建社會里，最尊貴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稱為“國姓”。皇帝對有功的臣僚賜“國姓”以示褒揚，接受賜姓者無不以此為榮。
劉漢王朝時就明文規定，凡劉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級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編修姓氏書中，也明文規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貞觀十二年，吏部尚書高士廉奉詔撰修《氏族志》時，因沿襲魏晉南北朝舊例，以山東崔姓為第一，皇族李姓為第二，唐太宗大怒，親自出面干涉，改要姓為第一，外威之姓為第二，崔姓降為第三。武則天執政時，修纂《姓氏錄》，改武姓為第一。
唐時，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并稱“五姓七族”，門第最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門第。即使身為宰相的李義府也因不屬“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為其子向山東崔氏求婚時，也遭精通拒絕。
最能說明姓氏貴賤，而且一直流傳至今影響深遠的姓氏書，當數宋朝編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趙錢孫李，周吳鄭王”。趙姓是國姓，當然位居傍首，錢為吳越王之姓，其余六姓為皇后外戚之姓。
門閥制度下，姓氏直接影響著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婚姻問題，以至前途命運。甚至連日常交往、場面坐次亦明確有別，西晉文學家左思在《詠史》詩中曾對這種不合理現象做了尖銳的批評，詩曰：“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草。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詩中“金張”指西漢宣帝時的權貴金日石單和張安世，他們的后代憑著祖先的世業，七代為漢室高官。而奇偉多才的馮唐（即詩中之“馮公”）卻因出身微門，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這種以地望明貴賤的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姓氏延續了古代以氏論貴賤的傳統；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發展繁衍的過程中，有了一個比較清晰可尋的主流與支流脈絡。歷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個郡望，說明它們是由古代同一個或幾個“根”上在不同的時期衍生出來的“分支”、旁系而已。
隋唐時期實行開科取士，任官選吏不全論出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權，但卻產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親貴和功臣元勛，即新的士族集團。到宋代，郡的行政區劃已經取消，《百家姓》中所標明的“郡望”，乃是沿襲魏晉至隋唐時期所形成的名門望族的地理分布。但由于長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標明出身門第貴賤和社會地位的影響，以郡望標注姓氏的習俗，仍然十分盛行。清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唐人好標望族，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贊皇、杜則京兆，梁則安定，張則河東、清河，崔則博陵之類，雖傳志之文亦然。”這里王氏說到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由于唐代士人好標郡望、多題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詳細考辨人物多家鄉籍貫，而姑且題署郡望了事，時風所在，竟成為所謂修史之“原則”，造成了歷史人物籍貫的極大混亂。唐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對此制頗為不滿，他曾參與纂修國史，在寫李義琰傳的時候，因為義琰家住魏州昌樂，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實寫道：“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結果監修官竟指責他違背了寫史原則，要他照李氏郡望改為“隴西成紀人”(事見《史通·邑里》)。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標，比如，劉分攵有兩種著作分別題為《彭城集》和《中山詩話》，這里，彭城和中山均為劉氏郡望，并非其人籍貫，劉分攵之籍貫在臨川新喻(今江西新余)。姚鉉本是廬州人，卻自題郡望曰“吳興”。
明清時人也不乏標識郡望之例。如，明代鄭真本是浙江鄞縣人，其別集卻題為《滎陽外史集》，滎陽者，鄭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蘇州 人，卻自題郡望曰“河東”。
郡望現象到現在尚不絕跡，歸因于人們的尋根念祖的觀念意識。現在人們還很重視自己姓氏的來歷和郡望，特別是現代寓居異國他鄉的華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譜視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來聯宗認親。據資料統計，在當今臺灣2200萬人口中，漢族占96.4％以上，幾乎每一個姓氏都保留著傳統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對故土先人的眷戀之情。臺灣同胞每遇紅白之事，多在門前懸掛標有郡望的燈籠，以示世人。
尤其近年來隨著全球尋根熱的興起，海外炎黃子孫紛紛歸國，旅游觀光，尋根問祖。姓氏郡望成為他們追尋家世淵源，謁祖朝宗的重要依據。“姓氏郡望”這一傳統的歷史文化遺產，在團結海內外炎黃子孫，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等方面，仍具有現實的意義。
（來源：中華姓氏尋根網）
編輯：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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