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兩會副秘書長在臺北商定汪道涵會長于今年秋天訪問臺灣，與辜振甫先生繼續深入進行包括政治、經濟內容在內的高層對話。在此次交換意見中，海協就汪會長訪臺的行程路線，在臺停留時間、與辜振甫先生對話的安排等事宜提出了新的建議：汪會長在臺參訪7天；行程路線為臺北至高雄；在臺北與辜先生舉行兩場對話，一為正式對話，一為小范圍交換意見。

    汪會長訪臺是兩會高層對話，包括政治、經濟等內容對話繼續和深入。這是兩會已經達成的共識。兩岸同胞期待著汪會長訪臺能夠推動兩岸對話與談判，促進兩岸關系的改善和發展。因此，汪會長訪臺的準備工作，重要的是就兩會高層對話的繼續和深入認真的準備，當然也包括行程安排。

    今年1月以來，海協多次邀請海基會負責人來京就落實兩會對話安排交換意見，并繼續就汪會長訪臺作準備。海協重申上述邀請。

    關于落實兩會對話安排，海協已提出兩點具體建議，一是由兩會共同舉辦兩岸關系論壇，二是可以就解決事務性商談中的政治障礙問題交換意見。海協重申這一建議，并作了進一步的說明：首先，由兩會舉辦兩岸關系論壇和研討會，是落實汪辜共識第一項兩會對話安排的建議形式之一，臺方如不同意，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議。兩會對話的安排，是汪會長訪臺準備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兩會對安排的共識不應回避，應切實落實。第二，海協和海基會是受權民間團體，兩會共同舉辦的論壇或研討會，應是得到受權的對話活動，與其他民間交流中舉辦的學術研討活動，在性質、意義、功能上的不同，不言自明。第三，論壇由兩會共同舉辦，自然由兩會共同或輪流籌備主持，雙方參加的人員完全由各自挑選、決定；過去兩會均邀請過有關方面人士和學者以適當名義參加過商談，辜先生去年來訪時，也有若干學者參加，這種形式是有例可循的。不存在因此而“削弱海基會功能”和技術難以操作的問題。第四，照顧到雙方的共同點和不同點，我們建議論壇不設主題，自由發言。臺灣方面可以提出自己關心的問題，雙方可在對話中求同存異、積累共識。如果能形成某些共識，可以為汪辜對話作準備，為開始兩岸政治談判程序性商談和重開兩會經濟性、事務性商談創造條件。

    為推動對話，海協愿于8月底9月初組織一民間性論壇，邀請海基會負責人或副秘書長出席。如海基會接受邀請，與會的臺灣學者和有關方面人士可由海基會指定和率領，海協不再另外邀請。論壇的地點、人數及其他具體安排事宜，兩會可以經過充分討論商定。

    針對海基會提出的“雙軌協商”，李亞飛指出，海協在兩岸重開協商問題上的態度是一貫的、明確的。海協主張應盡速進行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并隨之重開兩會經濟性、事務性議題商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和實現直接“三通”，不僅是關系兩岸同胞切身利益和根本權益的突出問題，而且是真正改善和發展兩岸關系的必由途徑，應盡快通過對話和談判予以解決。

    當前，兩會接觸的基礎是進行對話，在對話中什么問題都可以交換意見，包括政治、經濟內容和臺灣方面關心的其他問題，都可以在對話中討論。因此，雙方在積極加強高層對話的同時，更需要就兩會對話事宜作出安排。在對話中求同存異，積累共識，為汪會長訪臺做好準備，開始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及重開兩會經濟性、事務性議題商談創造條件。而海基會回避對話安排，對我會關于攸關兩岸同胞切身權益的結束兩岸敵對狀態 “三通”、兩岸經濟合作等問題進行對話的建議不作回應。這不符合汪辜四項共識的精神，更不是落實四項共識的務實態度。

    海協從維護兩岸同胞權益出發，曾積極與海基會進行事務性商談。但臺灣方面一方面回避政治談判，另一方面又在事務性商談中突顯“司法管轄權”等政治分歧，致使具體事務性問題難以獲得解決。事實證明，達成事務性協議的根本條件在于排除事務性商談中的政治分歧。如果海基會確有解決事務性問題的誠意，海協愿聽取海基會對辜振甫先生去年10月提出的如何排除事務性商談中的政治障礙問題的具體意見，海協也愿意就此發表意見，并建議作為兩會對話的一項內容確定下來。

    海協提出，當前，兩會通過個案協助有效地解決了兩岸劫機犯遣返等事務性問題。并通過日常溝通開始逐步解決相互協助送達文書等問題。為有利于打擊犯罪，我會又提出在不違反各自規定的前提下，相互協助調查取證。事實證明，解決事務性問題的關鍵，在于能否以務實的態度回避政治敏感問題。在兩岸交往中的具體事務性問題，維護兩岸同胞正當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