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達賴溫和的外表下，隱藏著“西藏獨立”的政治野心
1935年，十四世達賴喇嘛出生在青海省的一個農(nóng)民家庭。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這個孩子會成為藏人頂禮膜拜的“圣人”，也沒人曾想到，他能夠發(fā)揮如此大的能量，制造了一系列分裂祖國的活動。
“達賴喇嘛”是一個蒙古語和藏語合并的詞匯，意思是“大海一樣的上師”。然而，十四世達賴卻將這個充滿敬意的詞匯異化為分裂西藏的代名詞。達賴的分裂思想并不是無端產(chǎn)生的，事實上，他是念著“藏獨經(jīng)”長大的。
自幼受親英活佛教導
達賴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湟中縣祁家川的一個農(nóng)民家庭，乳名拉木登珠。1938年，他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選為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惟一轉世靈童，于1940年繼位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1950年11月17日，丹增嘉措開始親政。
丹增嘉措和歷世達賴具有共同的一面，即都是西藏封建農(nóng)奴主階級利益的總代表。但是，他與歷世達賴也有不同的一面，那就是，他從小就被灌輸了分裂主義思想。
1939年，年僅4歲的達賴喇嘛被送到拉薩，前后共有3個經(jīng)師對他的幼小心靈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他們分別是尋訪十三世達賴轉世的負責人格倉活佛、熱振活佛和大扎·阿旺松饒活佛。在丹增嘉措坐床繼任十四世達賴后，格倉活佛就卸下了經(jīng)師職位，因此他對達賴喇嘛的影響比較小。
第二位經(jīng)師是熱振活佛。熱振活佛是當時達賴未親政前西藏地方政府的攝政。熱振活佛非常愛國，在他主政時期，中央和西藏地方關系得到修復。但他的愛國行為卻招致分裂勢力的忌恨，他們逼迫熱振活佛在1940年辭去攝政職位。由于接觸時間太短，熱振活佛對達賴的影響也不大。
對達賴喇嘛影響最深的是他的高級經(jīng)師大扎·阿旺松饒活佛。大扎活佛是20世紀40年代西藏地方親英勢力的領頭人物，他直接參與策劃了當時西藏主要的分裂活動。在他擔任攝政的短短十年內(nèi)，西藏發(fā)生了一系列重大分裂事件，譬如成立非法的“西藏外交局”，以“獨立西藏國”姿態(tài)參加“泛亞洲會議”等。可以想象，在這樣一位分裂思想濃厚的經(jīng)師的訓導下，年少的達賴心靈上會留下什么樣的印記。
曾拜納粹分子為老師
達賴喇嘛和國際上的“藏獨”勢力走得很近，并經(jīng)常跑到國外開展游說活動。達賴的“國際化”色彩，與他年少時受過西方老師教導有很大關系，而且，他的外國老師對他分裂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
達賴少年時代，有兩個西方人對他的思想影響最大，一個是英國人黎吉生，另一個是奧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
黎吉生是英國駐西藏江孜商務代表古德爵士的繼任者，1936年留駐拉薩，一直呆到1950年，他是西方人中在西藏停留時間最長的一個。
黎吉生在藏期間可沒干過什么好事。他建立了“英國駐拉薩代表處”，并以此為掩護，積極展開對達賴及大扎活佛等人的分化利誘工作。他常給達賴“授課”并給大扎等人出謀劃策，可以說，20世紀40年代西藏地方權貴策動的“驅(qū)漢”事件，都與黎吉生有關。達賴喇嘛1959年外逃后仍念念不忘這位“恩師”，于是多次面見黎吉生，請他指點迷津，并要求部屬閱讀黎吉生離藏后撰寫的有關西藏的書籍。
奧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是一名納粹分子。根據(jù)柏林聯(lián)邦檔案館的紀錄，哈勒1938年加入納粹黨，并擔任黨衛(wèi)軍38部隊中隊長，多次受到希特勒的親自召見。1939年，哈勒被英軍俘獲，關押在印度期間仍堅持納粹思想，多次組織越獄，被視為納粹重犯。1944年，哈勒第五次越獄成功，從印度逃入西藏，并受到西藏地方分裂分子的看重。1948年初，哈勒被推薦給年僅11歲的達賴喇嘛為師。
在達賴喇嘛的心中，哈勒是一位“有趣的、擅交際的可人兒”，他昵稱哈勒為“黃頭”。在達賴喇嘛結識哈勒的一年半時間里，兩人基本上是每星期見一次面。哈勒給達賴灌輸納粹式思維，還教達賴學英文，原先對西方世界一無所知的達賴，在哈勒的輔導下，思想發(fā)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1951年，哈勒離開西藏，把家安在了列支敦士登，并撰寫了一部自傳體小說《在藏七年》。
和“藏獨”分子一拍即合
1956年11月下旬，達賴和班禪應邀前往印度，參加紀念佛祖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的佛事活動。達賴剛跨過中國邊境的乃堆拉山口，便與從印度趕來鼓吹“藏獨”的夏格巴、嘉樂頓珠等人聚集在一塊兒，在達賴滯留印度的近3個月里，他們一伙形影不離。
達賴不僅從夏格巴、嘉樂頓珠等分裂主義分子那里接受了許多“西藏獨立”的反動思想，而且他在印度期間，還同外國反華勢力密切來往。英美等國間諜更是頻頻與達賴接觸，共謀“西藏獨立”。
所有這一切，使達賴在印度感到從未有過的“親切、激動和鼓舞”，以致滯留印度遲遲不歸，要不是周恩來總理三次親赴印度同達賴談話，達賴很可能在那時就留居印度了。
雖然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和中央政府的寬宏大度，也對少年達賴的思想產(chǎn)生過一定的感召力，但在西藏地方分裂分子、帝國主義分子和納粹分子的熏陶下，年輕的達賴喇嘛思想不可避免受到污染，最后走上與人民為敵，背叛祖國的道路。
國內(nèi)外配合的分裂手腕
長期以來，達賴一直玩弄兩種手腕來實現(xiàn)“西藏獨立”之夢，即在國際上搞“西藏問題國際化”，在西藏和其他藏區(qū)搞滲透，擾亂民心。
達賴集團自1959年流亡印度以來，一直將尋求國際支持作為工作重點。特別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藏流亡政府”展開了以達賴喇嘛出訪為中心的國際活動。達賴喇嘛以講經(jīng)傳法、參加學術研討會等名義，頻頻“出訪”國外。
在爭取國際支持的同時，達賴將戰(zhàn)略重點轉向西藏和其他藏區(qū)，加緊對境內(nèi)藏區(qū)的滲透工作，以動搖藏族人民對中央政府和社會主義的信念。
為此，達賴喇嘛伙同美國、挪威、印度等22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反華勢力，開通了針對中國藏區(qū)的70個頻道的廣播，用拉薩、康巴、安多方言全天播音。此外，達賴集團還通過各種渠道，將上百種“藏獨”宣傳品偷運進境內(nèi)藏區(qū)散發(fā)。
達賴喇嘛還大搞情報活動，在中印、中尼邊境地區(qū)設立了300多個情報站和聯(lián)絡站，手下有幾百名特務從事對境內(nèi)藏區(qū)的情報搜集活動。 （本報特約記者/雄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