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向來以所謂的“民主制度”為傲，但西方民主程序之下的公共政策決策質量，常常讓人不敢恭維。臺灣《旺報》發表文章稱，近來，公務員18%優惠利率爭議決策急轉彎、二代健保棄守及“五都”升格引發的亂象，再再曝露臺灣決策質量的粗糙與不科學。
日前，“立法院”修法恢復部分公務員18%優惠利率，“考試院”在政策提出前并未整合共識，“立法院”修法也未真正辯論，最后遇到社會反彈時，馬英九只能匆匆急轉彎。而影響全民健康甚巨的二代健保，定案版本完全喪失“二代精神”，僅對非經常薪資收入加收2%保費，雖略有溢注但仍無法補足健保財務缺口，既不“公平”離“財政”目標也很遠。“五都”升格亦然，由馬英九原先規劃的“三都十五縣”到“五都”，沒有人說得出所以然。臺北縣和高雄縣市、臺南縣市的升格或合并升格，除了選舉考慮，似乎很難說服民眾為何是“五都”而不是“三都”或“四都”。
去年一整年，由年初的《地方制度法》修正規劃“五都”升格，到年底的“二代健保”草案，無一不是關乎臺灣社會的重大事件，但回顧這兩項公共政策的內容與過程，皆是草率有余、專業不足。我們甚至可以將這樣的決策流程歸納出有幾個特點，一是缺少完整規劃：“五都”業已升格，但關系“五都”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公共債務法》與《行政區劃法》尚無配套，無論財政收支、舉債上限，或者是行政區劃調整等，均沒有確定法源，可謂奇特的臺灣現象。
二是民粹導向、棄守專業：例如健保財務虧損巨大，臺灣需要一個公平且合理的健保制度，應無疑義，但健保改革由費率、費基到保費計算，皆無共識。最后學者專家的意見往往束之高閣，反而是民粹壓力和“立委”的常識性意見占上風。類似例子不勝枚舉，如此決策流程，反映臺灣當局的選票考慮特性，而且事先無法有效整合各部門，又缺少政策方向的中心思想，以致重大的公共政策決策，總是淪為各方利益妥協的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