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毛澤東在撰寫《〈共產黨人〉發刊詞》、論述新民主主義理論時，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三大法寶”的核心是黨的建設。中國人民所以能夠戰勝強大的敵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贏得革命的勝利，基本地是依靠了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因此，圍繞黨的政治路線，加強黨的建設，保證黨的先進性，發揮黨的先進作用，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對于中國革命的勝利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自創建以來就十分重視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絕大多數黨員來自農民和其他勞動者，也有不少來自知識分子，還有來自非勞動者階層的革命分子，黨又長期處在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環境下，建設一個具有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是極其艱巨的任務。毛澤東的建黨學說成功解決了這個問題。
1929年召開的古田會議初步回答了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建設著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問題。遵義會議后，隨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正確領導的確立和黨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黨的建設也出現了新的局面。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在黨的建設問題上，提出了黨不僅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的正確思想，確定了“為擴大與鞏固共產黨而斗爭”的方針。1938年9月至11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和制定的關于黨的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決策，對于黨的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毛澤東在會上強調：“共產黨員應該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共產黨員不論何時何地都不應該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該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
1939年10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主辦的黨內刊物《共產黨人》撰寫了發刊詞，系統總結了建黨以來黨的建設的歷史經驗，闡述了黨的建設的指導思想，強調黨的建設是一項“偉大的工程”，提出“建立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在此前后，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陳云、鄧小平等許多黨的領導人也發表了一系列加強黨的建設的演說、論著等，論述加強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建黨學說。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既是一次全黨范圍內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也是破除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錯誤傾向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同時，延安整風對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增強黨的戰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實踐，是一次偉大的創舉。
在黨的建設的長期實踐中，黨和毛澤東特別著重于從思想上建黨，提出黨員不但要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經常注意以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他指出，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總之，“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黨自身建設的特點和中國的國情出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學說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形成了完整的具有特色的中國共產黨建設理論，以其獨創性內容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的建設學說。
經過長時期革命斗爭的千錘百煉，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壯大，從一個開始只有50余名黨員的黨，到1949年9月已成為一個擁有448萬余名黨員的全國范圍內的群眾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是保證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先進和最強大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