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城2500年的古城紹興9月9日迎來了上海世博會第五場主題論壇。

　　面對“經濟轉型和城鄉互動”這一世界性難題，中外嘉賓各抒己見。全球經濟進入了復蘇困難、結構轉型、競爭加劇、制度變革、城鄉互動發展需求增強等多重特征并存的時期。而中國在經歷了長期的高速增長后，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也日益突出，資源環境約束、外部市場需求約束越來越大，城鄉二元矛盾依然突出。

　　作為浙江省唯一承擔工業轉型升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的城市，紹興和中國許多城市一樣，急需真知灼見。

　　突破三大瓶頸 掘城市化“金礦”

　　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在下一個10年里，增速將會明顯放緩。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不完全同意這一觀點。他在9日下午的“經濟轉型和城鄉互動”世博主題論壇主題對話會上稱，下一個1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仍然巨大，問題的關鍵不是如何追求高增長，而是如何通過發展方式的轉型和結構的調整，來釋放中國經濟自身的增長潛力。其中，最大潛力來自城市化——不光是城鎮化，還包括大中型城市的發展。

　　根據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在此次主題論壇開幕式上的說法，中國2009年的城鎮化率是46.6%。李稻葵指出，這一水平比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整整低了12個百分點——不光低，而且中國目前還處于淺層次的城市化，上億長期生活在城市的打工者沒有真正獲得城市人的身份，他們對經濟的貢獻及經濟轉型的帶動力，還沒有被充分估量。

　　“未來10年，只要做好城市化這篇文章，9%左右的增長速度是可以實現的。”而如何挖掘城市化這座中國經濟的金礦，李稻葵認為有3個重要的瓶頸需要突破。

　　李稻葵分析稱，首先要突破的瓶頸在于制度，尤其是不同程度的戶籍管理制度必須要改革，要有勇氣改革，才能夠釋放城市化的潛力。不過他認為，改革戶籍管理制度，全國不能一刀切，要鼓勵各城市因地制宜進行探索，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就是采取市場化方式突破戶籍制度瓶頸。

　　他舉例說，可以在一些條件成熟的地區借鑒國外的移民政策，向已經進城、有固定工作的外來人員給予類似“綠卡”的資格，這種“綠卡”可以發放給用人單位，讓其根據所獲綠卡的數量調整自己的勞動用工量。經過5年或7年后，這些持卡外來人員可轉變為本地戶口居民，這是一種改革思路。另一方面，還要逐步降低戶籍帶來的福利含金量，比如將醫保、養老福利等進行量化、貨幣化。

　　生活在北京的李稻葵，對這個城市的交通問題感受尤深。他認為，交通問題其實是城市公共管理問題，而特大型城市的公共管理改革也是一大需要突破的瓶頸。李稻葵說，北京應對交通問題，完全可以開動腦筋，向新加坡、倫敦等城市學習。

　　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土地價格過快上漲，李稻葵對此不無憂慮——在任何產業、地區還沒有興盛之前，土地價格先上漲，是不是吃掉了未來的“午餐”、埋葬了未來發展的潛力？他說，以北京、上海為例，高科技產業恰恰碰到土地價格過高、房地產價格過高造成的沖擊。“（應對）第三個瓶頸，就要堅持長期的房地產調控，從根本上入手，杜絕房價、地價反復上漲的現象。”李稻葵的觀點贏得了論壇現場熱烈的掌聲。

　　提供公共服務 減少轉型之痛

　　世界各國都在講經濟轉型，都在講結構調整、應對新的變化。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在此次論壇上說，近年來全球最大的變化是30多億原先貧困國家的人口加入了勞動大軍，加入了消費者的行列。

　　樊綱分析稱，由于這30多億人不僅要勞動，還要消費，要參與城市化，于是就有了全球資源市場上的各種轉型和變化，包括資源價格的上漲。目前，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都在爭奪全球有限的工作崗位。同時，由于全球生產力水平和技術水平越來越高，“現在全世界每天存在大量的過剩生產能力”。

　　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正在努力完成工業化、城市化，其進程也在逐步深化。樊綱說，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充滿著矛盾、焦慮、緊張和沖突。

　　有些人質疑為什么農民必須進城而不能就地城市化。樊綱表示，這是農民自己的選擇，因為農民的收入往往只有城市打工者的一半，而且農村居住太分散，基礎設施效率太低，服務業在農村難以發展，農民的家庭生活也不能社會化。

　　樊綱說，城市化進程不是一個只有幸福沒有痛苦的過程，要應對各種經濟問題，尤其是經濟轉型中的各種矛盾，包括農民市民化、城市人群收入差距越來越明顯。因此，關鍵在于使低收入階層、高收入階層都安居樂業、相得益彰。

　　樊綱說，農民進城初期一定是低收入階層，城市化本質上是低收入階層進城的過程，政府需要接納這些低收入人群，為他們提供公共服務，“城市化需要一系列的公共政策來配合、來應對，包括醫療、社保、教育、環境、住房、土地等方面。在整個城市規劃中，要想到不同群體的需要，通過這些公共政策使其痛苦減少到最低程度。”

　　企業引才受阻高房價

　　來自深圳的企業家陳志列和徐航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高房價對企業的影響。作為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志列今年對公司新聘用的研發人員進行了調查，這些高端人才感嘆“深圳房價太高”，公司周邊的房價都在每平方米2萬元以上，而研祥的研發人員薪資水平雖然不低，但房價的壓力確實存在。研祥的對策是在無錫、西安等地建研發基地。

　　邁瑞生物醫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徐航表示，非常贊同李稻葵提出的堅持房地產長期調控的觀點，認為房價不下來，深圳這樣的大城市就難以吸引人才。

　　徐航說，高科技企業最重要的財富是人才，而其公司附近每平方米不低于4萬元的房價無疑成為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一大阻礙。邁瑞對最近離職的員工進行了了解，發現其離職的一個原因是那些員工在二線城市可以拿到同樣的工資，但能過上更舒適的生活。“我們培養了3年，正是用他們的時候，結果他們去了外地。”徐航不無遺憾。

　　樊綱的想法是，有限的土地可以建造更多的房子——土地可以漲價，房價可以不漲，比如學習香港、東京的做法，提高容積率。他說，如果深圳的房子每幢增加10層，土地就沒有那么緊張，房價也可以得到控制。

　　“城市化初期一定要防止房價過快上漲。”李稻葵認為，需要突破現有的思想約束，采用一些創新的方法，尤其是公共管理方面最需要創新。他甚至提出，在深圳沒有就業也不準備創業的人，可以制定政策，不允許他們買房。

　　徐航贊同李稻葵的思路——限制不就業、不創業者買房。他說，新加坡僅允許外國人買高端房產，深圳等大城市也可以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