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總是在不經意間悄悄飛逝。倏忽之間，香港回歸已經１０個年頭了。回歸１０年來，在世界經濟風云波動中，香港與內地共同成長。在安然度過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香港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的增長期。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年３年，更是２０年來持續增長最高的３年。香港經濟步入２００７年以來仍保持強勁增長勢頭，貨物和服務貿易進一步顯著增長，消費需求旺盛，物價穩定，高增長、低通脹，為香港經濟持續增長提供有利的條件。總之，回歸１０年，香港經濟在持續強勁增長的同時，通脹維持溫和，在轉向高增值和知識密集型經濟的過程中勞動生產率顯著提升。
內地因素是香港經濟持續增長的主因
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在新中國成立后始終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其對內地經濟發展的貢獻是其他任何一個貿易伙伴都不能取代的。從２００６年的統計數據來看，香港是內地第四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外商投資來源地。可以說，香港對內地的改革開放及經濟起飛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僅提高了就業水平，擴大了出口能力，推動了產業升級，更重要的是在經濟轉軌時期加速了內地的各項改革步伐，“積極利用外資、開放促進改革”的獨特發展模式成為中國奇跡的重要因素。
內地經濟在過去３０年來的迅速發展，為香港帶來了無盡的發展機遇，香港經濟的良好增長態勢與內地因素是緊密相關的。主要表現為：第一，內地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了廣闊的腹地，支撐了香港經濟的不斷轉型和升級，尤其是承接了香港龐大的制造業，從而推動了香港經濟向服務業集中的轉型。第二，香港借助于得天獨厚的制度、地理、歷史等因素，一直充當內地通往世界各地自然門戶的角色，也因此分享了內地經濟蓬勃發展所帶來的龐大經濟利益。第三，內地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不僅可以從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等指標反映出來，而且從資金流中也可以看出。雖然由于統計方法不同而造成香港統計數字和內地統計數字的差別，但不同的數據來源卻揭示著同一個事實：內地是香港第一大貿易伙伴，中資是香港第一大境外資金來源地。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內地資金已經成為香港股市的中堅力量。第四，為了支持香港經濟的發展，內地不斷給予香港企業優惠性的市場準入待遇。
隨著內地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香港的地位依然重要，但香港企業的競爭力在大型跨國公司面前呈現出弱勢，在內地外經貿中地位的下降也是不爭的事實。香港早已預見其帶來的巨大挑戰，因此呼吁中央政府繼續給予香港特殊的優惠性待遇。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中央政府原則上同意建立自由貿易區，并于２００２年１月開始磋商，在多輪談判之后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９日就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Ｃｌｏｓ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以下簡稱ＣＥＰＡ)達成協議，并于之后分階段相繼出臺了多項開放措施。繼２００６年１月ＣＥＰＡ第三階段措施實施后，雙方于２００６年６月底就ＣＥＰＡ新一輪開放措施達成協議，于２００７年１月起生效。這些措施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貿易投資便利化３個方面。從ＣＥＰＡ的實施效果來看，無論是貨物貿易還是服務業開放方面，均為香港商家締造了商機。尤其是服務業的開放，不僅先于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的時間表，而且大幅度降低了市場準入資格，有利于香港中小企業在內地的業務發展。
ＣＥＰＡ之后仍需深化香港與內地的一體化安排
在內地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逐步走向全面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ＣＥＰＡ僅僅是過渡性安排，也是較低層次的經濟一體化安排。事實上，香港經濟的發展需要進一步深化與內地的經濟一體化制度安排。這是由香港自身的競爭優勢和劣勢共同決定的。
第一，香港的競爭優勢是動態的，而非一成不變的。香港的競爭優勢無非有三。一是制度優勢。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各種生產要素均能夠自由流動，各種硬件基礎設施完備，而且，建立了完備的市場經濟制度和公平透明的法律體系，并實行較低的稅率。二是服務業優勢。運用國際通行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方法和貿易競爭力指數方法計算并分析香港服務業的國際比較優勢，共同結果是：香港在金融、物流（運輸）及專業服務等行業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優勢。三是政策優勢。香港曾經是內地唯一的對外門戶，充當了開放的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橋梁和跳板，并以此為基礎確立了在作為內地和國際市場中介方面的絕對優勢。由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漸進推進尤其是控制內外部風險的需要，再加上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支持態度，香港往往在內地的一些開放政策方面占得先機，如內地企業的赴港上市、ＣＥＰＡ和境外人民幣業務等等。這就形成了香港特殊的“政策優勢”。
然而，這些優勢既是歷史的沉淀，也是動態變化的。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有些優勢能保持較長的時間，有些優勢正在下降或者消失。例如，就制度優勢而言，香港長期和不可替代的優勢是其高度國際化和自由化，這使得香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是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最佳通道。就服務業優勢而言，由于內地服務業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與香港形成競爭也是遲早之事。就政策優勢而言，短期內還將存在，但長期則不容樂觀。總之，香港的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內地的政策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加速與內地經濟的融合，并在其中明確自身的定位，才是香港根本的出路。
第二，香港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需要內地的經濟腹地。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香港經濟陷于短暫衰退，經濟結構的轉型問題再一次得到了廣泛的討論。社會各界先后提出了香港應該發展資訊科技、中藥港、“本土經濟”、“二元經濟”、重新工業化等主張。香港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推動高科技制造業發展的措施。然而，金融危機以來香港經濟經歷的大調整并未使產業結構發生大的轉變。連續的經濟復蘇并未推動香港經濟轉型的加快，新的經濟增長點也未出現，最主要的增長動力仍然來自貨物和服務貿易。制造業不但沒有得到鞏固發展，反而進一步趨向收縮，ＣＥＰＡ的實施對此也無能為力。產業結構并未朝多元化發展，而是更趨服務化。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原因：香港的成本結構制約了制造業的發展；香港本土并沒有形成制造業的核心技術及產業集群；與珠三角的分工模式目前看來是最優的選擇且難以逆轉；政府堅守不干預的經濟發展模式。與香港截然不同，內地發展起了完備的產業體系。兩地經濟的日益融合也使得香港能夠最大程度地規避產業結構單一所帶來的風險。可見，在本地制造業難有起色的情況下，加強與內地經濟的融合，強化分工與合作，把服務業腹地伸展到內地，才是香港的現實選擇。
香港同內地的競爭與合作待協調
香港本地是一個小市場，要想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就必須和周邊區域的發展結合起來，這就涉及香港怎樣跟周邊地區分工合作，在國內區域合作中找到自己的角色，發揮更好的功能。然而，隨著內地經濟尤其是珠三角和長三角的不斷成長，與香港的競爭不可避免。這就引發了兩地的合理分工問題。兩地亟須建立良性的競爭與合作關系。當然，隨著內地改革開放逐步進入深層次的攻堅階段，香港也獲得了新的發展機會。
由于在新一輪的世界科技發展大潮中相對落后，香港對珠三角的輻射和拉動能力逐漸降低。研究顯示，香港資本出口導向型的投資策略，決定了港資企業在對內地企業進行專利轉讓與技術服務方面較少。同時，珠三角也沒有完全指望香港的服務業。面對產業升級與服務業落后的矛盾，珠三角同樣在提倡大力發展自己的服務業，并已積極規劃未來推動服務業全面提速。隨著珠三角地區基礎設施、金融服務、運輸及生產性服務業的不斷發展及提升，對香港專業服務和融資的依賴逐漸減少，競爭性在加強。
隨著長三角市場日趨重要，基于追隨現有客戶或開拓新市場等目的，香港服務業將其業務范圍也擴大到長三角地區。如果說在“毗鄰香港”的珠三角，香港服務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那么在競爭激烈的長三角地區，香港服務業面臨大型跨國公司及其它外資企業競爭的挑戰。
與此同時，從經濟意義上來看，香港仍然是內地一個離岸經濟體及離岸金融中心，并沒有因為與內地的經濟整合而改變其小型獨立經濟體的本質。雖然ＣＥＰＡ是為香港量身打造的產物，也具有雙贏的效果，但更多是內地對香港的優惠安排，終究離共同市場還有不小的差距。
下一個１０年，香港何去何從？
長遠來看，經濟發展的腹地和輻射力才是立于不敗之地的基礎。從“三小時經濟圈”來看，地理上鄰近的珠三角才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基本腹地，以此為根基，漸次向“泛珠三角”、長三角等其他區域延伸。中國之大足以包容多個經濟區域和經濟中心，不同的經濟區域都可以有自己的區域性經濟中心。即使各區域性經濟中心之間經濟功能雷同，但在業務的側重上也可以有不同。以此來看，香港和其他內地區域經濟中心經濟腹地并不重疊，不存在誰取代誰的問題。當然，競爭是必然存在的，只是并非“零和競爭”。
總之，內地需要香港，香港更需要內地。香港是中華經濟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圈內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具有創新和示范作用。同時，內地也是香港經濟賴以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石。合則共贏！（張漢林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ＷＴＯ研究中心）
來源：人民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