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開始，我們就努力建立民主制度……到今天，這個具備憲政的流亡組織，已經成為一個高度民主的政府”……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站在講臺上大談特談“民主”的，并不是什么“民主人士”，而是舊西藏集宗教神權和世俗政權于一身的十四世達賴丹增嘉措。
何為“民主”？民主即“人民的統治”。盡管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民主”有著不同的解釋，但有一點誰也不會否定，即“民主”是與“專制”相對立的，前者由廣大民眾掌握政治權力，而后者政權則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實行寡頭政治和獨裁統治。
達賴集團叛逃國外后，信手拈來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雖然不倫不類，不過總算粉墨登場了。可惜畫虎不成反類犬，無論是達賴集團1963年頒布的所謂“西藏國憲法”，還是1991年的“流亡藏人憲法”，都規定“政府的一切職權都屬于至尊的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可以更換包括首席噶倫在內的全體噶倫”。達賴既是“神王”又是“君王”，擁有對“噶廈”和“人民會議”的一切決議和官員任命的最后決定權。
除達賴本人是理所當然的“最高領袖”外，跟隨達賴出逃的家族成員也先后有7人登上“噶廈”“噶倫”寶座：二哥嘉樂頓珠數次擔任“首席噶倫”，三哥洛桑三旦是分管衛生的“噶倫”，姐夫達拉·平措扎西則是分管內政、安全的“噶倫”，妹妹吉尊白瑪幾次出任文化、衛生“噶倫”，弟媳仁青康珠曾任分管教育的“噶倫”。這一屆“流亡政府”中，“噶倫”丹巴次仁是吉尊白瑪的丈夫，達拉·格桑央金是達拉·平措扎西的第二任妻子。達賴家族把持著“流亡政府”核心部門要職，權力蓋世。
達賴集團的“民主制度”還帶有濃重的僧團政治色彩。其選舉辦法規定，議會43名代表必須有10名來自教派。“流亡政府”現任“首席噶倫”桑東、“噶倫”次仁平措都是僧人，“噶倫”土登龍日也是達賴集團“瓦拉納西西藏高級佛學院”培養出來的。
而作為立法機構的“人民會議”幾乎沒有立過什么法，形同虛設，1991年才任命的“大法官”更是空有其名，所謂“三權分立”只不過是一個幌子。
連達賴集團《西藏評論》和《獨立》雜志也評論說，“如果關起門來天真地認為我們是一個推行民主的社會，不讓人笑破肚皮才怪……結果是最典型的從未見過的掛羊頭賣狗肉”，“政府體制中的監督機構和制衡體系不起作用……一切工作只為了取悅達賴喇嘛，這是哪家的民主？”
不惟如此，達賴集團還不惜采取恐嚇、暗殺等手段，殘酷打壓迫害政治和宗教上的異己分子，不講絲毫“民主”情面。不聽其指揮的“藏人幸福事業會”首領貢塘楚臣和理塘·阿塔遭到暗殺，功德林活佛被刺成重傷，赤江和松布活佛遭到“死亡威脅”。曾經是達賴集團領導核心成員的其美澤仁指控說，有10名藏人由于不同意達賴的意見而先后被暗殺。
即使是藏傳佛教信奉數百年的杰欽修丹護法神，也因被疑心“對西藏的根本大業不利，對達賴喇嘛的身壽不利”、“親漢”而遭受滅頂之災：神像被毀，信徒被毆打，僧人被逐出寺廟。2007年，印度一些杰欽修丹信徒上訴印度法院，控訴達賴迫害。去年5月達賴竄訪歐洲時，杰欽修丹信徒“如影隨行”，打出“達賴喇嘛，停止你的謊言”的標語，抗議達賴的“專制”、“獨裁”。
如此充滿舊西藏封建農奴主專制色彩的“民主制度”，也只有達賴想得出來。在達賴“和平抗暴50周年紀念集會”上奢談“民主”的講話中，有兩個“關鍵詞”頗為耐人尋味：一是“流亡開始”，一是“自由的西藏”。為什么是“流亡開始”而不是此前的一個什么時間“建立民主制度”？因為達賴心知肚明，民主改革前他治下的舊西藏實在找不出半點與“民主”沾邊的東西，把人分為三等九級的封建農奴制法典、慘絕人寰的各種刑罰、用人皮人骨制成的宗教法器，等等，都是真正的民主所不能容忍的。
達賴終歸是達賴，作為神權統治的代表，他不會也決不可能忘記昔日那個給農奴主階級帶來巨大政治、經濟特權的黑暗社會，那個被他吹捧成“社會制度的寬松可以與當時亞洲大部分地區相媲美”的“自由的西藏”。那個時代，僅達賴家族就占有27座莊園、30個牧場、6000多農牧奴。更重要的是，他還掌握著黎民百姓的生殺予奪大權。試想，有哪個民主社會的政治領袖能夠如此惟其所欲、如此“自由”？為此，他甚至宣稱“西方如美國也是事實上的政教合一”，仿佛如此一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便真的成了“民主制度”。
話又說回來，如果沒有“民主”這塊“金字招牌”，達賴拿什么討好西方主子，拿什么騙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又拿什么攻擊國內的社會主義民主？
2000年達賴在達蘭薩拉“西藏政教合一”研討會上鼓吹：“政教合一含義廣泛，如能照此實施，未來的西藏就會成為一個幸福的社會。”可見，達賴的真實意圖，是要借西方民主的“軀殼”，來還封建農奴制的“陰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