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民間金融話題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最新的事件是溫州立人教育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董順生因涉民間借貸糾紛被刑拘。據媒體報道，立人集團債務規模達45億元，涉及債權人數逾7000人。　　先不去討論具體案情，我們由此類案件能分析出，當前在全國范圍內的民間借貸問題相當普遍。來自浙江省高級法院的數據，從2007年到2011年，共有219人因犯集資詐騙罪而被判處刑罰，因集資詐騙罪而獲刑的人數從2007年的8人上升到2011年的75人，增長超過8倍。　　質疑金融壟斷、要求松綁民間融資的呼聲高漲，有著現實的迫切性。然而，同樣也有一個背景不容忽視，那就是，民營企業家開始感到來自市場的一種擠壓式力量，使他們產生了無法抗衡的惶恐。　　一直為“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而奔波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近日在接受媒體專訪時，面對“我國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生存越來越困難”的提問，他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民營企業從參與競爭一直到融資，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現在的市場環境有問題。　　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曾認為央企背了壟斷的黑鍋。但是不能否認的是，有些地方民營企業的處境卻未根本改變。至少在觀察者看來，相對于民營經濟，國企的發展強勢事實上壓縮了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曾表示，“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最大的不公平就是信用壁壘的存在，因為具有國家背景，在向銀行借款方面，國企就比民企優勢大”。　　除了市場競爭地位上的劣勢，民企老板依然是一種現成的標靶。在貧富分化問題上，最簡單的做法就是歸因于市場經濟；面對官商勾結出現的腐敗，有一種輿論總把民眾對腐敗的憎惡，刻意轉移到富人身上。其實民眾“仇富”的本質還是“仇腐”，可是聚光燈下放大的卻是民企老板。　　部分民企老板面臨的窘境，緣于一些地方政府干預微觀經濟活動之后的種種困擾。目前，以行政命令配置資源，靠黨政主要領導拍板的決策依然是主流，這對于依靠市場信號的民營企業來說，無疑是又一個左右為難。　　我們注意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吳敬璉多次提醒要注意政府“假宏觀調控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實際上等于復辟命令經濟”。他指出，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并不占有優勢，但是國有企業在石化、電信、鐵路、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于壟斷地位；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官員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實施頻繁干預。　　如何讓民間投資熱起來，鼓勵民營企業家依法經營、實業報國、理直氣壯地發家致富，僅有民營企業自身的努力當然是不夠的。對此，吳敬璉其實已經給出了解答。（趙民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