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是今年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圍繞這一任務，國家已實施了一系列調控政策，尤以貨幣政策的成效最為顯著。在各項調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某些通脹成因已被有效控制，物價運行出現了一些有利信號，防控通脹的基礎也在不斷增強。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一些風險正在顯現，PMI連續數月下行，經濟增速有所放緩，金融市場也釋放出一些不利信號。面對這一復雜背景，如何提高盯住CPI治理通脹的科學性，怎樣避免片面依賴單一政策，值得我們重新審視和認真思考。
CPI不能完全反映通脹水平
通脹的本質是指居民生活成本的增加。在我國，衡量通脹水平最重要的指標是CPI，這一指標測度和衡量的科學性對于通脹治理意義重大。如果CPI指標存在一定誤導性，即高估或者低估實際通脹水平，將干擾宏觀經濟調控的正確方向，扭曲經濟發展的正常路徑。
一是CPI作為生活指數指標不能完全反映通脹水平。在實際測度中，往往以CPI作為生活指數(CLI)的估計，但這會存在一定偏差。1996年，美國博斯金報告指出，由于替代性偏差、質量變化偏差、新產品偏差和零售方式替代偏差的存在，1996年CPI對美國的通貨膨脹高估1.1個百分點，1996年之前CPI對美國的通貨膨脹高估1.3個百分點。
二是用CPI衡量居民生活成本的變化有高估可能。原因主要有四方面：第一，不同消費品之間具有替代性，當某種商品價格提高時，消費者會減少此種商品的消費，轉向其他替代品，但現行CPI統計未考慮消費者的選擇性消費行為；第二，由于居民消費支出項目在不斷發生變化，且有些項目比重在不斷提高，但在CPI現行統計中并未體現這一變化，即可能把相對價格水平的變動混同于一般價格水平的變動；第三，未考慮近期興起的諸如網絡消費、團體購物等消費行為，對傳統有形消費場所的替代作用；第四，消費者食品支出最為頻繁，感受最為密切，根據行為經濟學中的“損失厭惡心理”來分析判斷，消費者對物價上漲的主觀感受可能會被強化。
治理通脹需政策配合
通脹治理需要各類政策的相機抉擇和有效配合，如果某一類政策承載過重則會大大限制治理通脹的預期效果。在本輪通脹治理中，貨幣政策效應已充分體現并將繼續發揮積極作用。在連續緊縮的作用下，推動通脹上行的貨幣因素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但面對依然存在的通脹壓力，貨幣政策可能會承載過重，政策實施的成本不斷提高而邊際效應可能減弱。
一是當前貨幣政策作用空間已明顯收窄。今年以來，我國已先后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三次上調基準利率。經歷連續操作后，當前貨幣政策的空間已明顯收窄。從存款準備金率來看，目前大中型金融機構已處高位，銀行流動性壓力明顯加大。從利率來看，五年期以上貸款基準利率已創近10年來新高，企業資金成本明顯上升，還本付息和持續經營壓力驟增。
二是國內金融市場的低參與度降低了貨幣政策效果發揮。貨幣政策的效果體現，需要暢通的傳導渠道和廣泛的影響面。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由于金融市場發達、參與程度非常高，各類主體通過金融市場緊密相連，貨幣政策的微小調整可以通過金融市場快速傳導至各類主體，進而促其調整自身行為和未來預期。但就我國而言，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成熟度不夠、廣度和深度不足、市場化程度尚待改善，由此導致微觀主體參與程度非常有限。雖然近幾年我國金融市場已實現巨大發展，但與貨幣政策效果良好傳導所要求的成熟度和參與度相比，仍需進一步提高。至少在當前狀況下，貨幣政策傳導功能仍受到一定制約。
三是側重總量調節的貨幣政策難以解決結構性和區域性矛盾。要破解當前通脹壓力高居不下的難題，應根據不同成因，對癥下藥，否則難以實現預期效果。當前來看，通脹上行的結構性矛盾更為顯著。這就需要利用結構調整、利益分配和政策引導等結構型調控政策來解決，貨幣政策作為總量調控政策其效果并不明顯。而且，由于貨幣政策總量型的特征，繼續緊縮也有可能會加劇通脹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