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來臨之際，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公開場合表示，中國應減少對國外信用評級機構的“依賴”，國內大型金融機構應加強內部評級的研究，更多“作出自己的判斷、避免盲目跟風”。

　　周小川以少有的批評口吻稱，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壟斷性較強，前瞻性不足。“一旦某公司出現問題，就大幅調低其評級，在問題發生之前，沒有前瞻性的判斷，放大了評估對象的好壞，加重了事態的發展”。這種“順周期”操作，導致形勢好時“捧到天上”，形勢壞時“落井下石”，加大了金融市場的波動。

　　周小川的言論被業界評價為：“央行行長炮轟三大評級機構”，伴隨而來的是一場關于評級機構標準的討論。而這樣的討論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已經進行了多輪。

　　三大信用評級機構是“寡頭壟斷”

　　2009年G20會議前，周小川曾公開撰文，批評美元對國際貨幣的壟斷。這一次“炮轟”，則是在三大評級機構對歐洲債務危機推波助瀾之際做出的。分析人士認為，這既可以看成是中國金融界高層對歐洲危機的某種策應，也可看做是中國借勢對不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發出的嚴正批評。

　　2011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3年之后，世界經濟復蘇依然乏力，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歐債危機加劇，輿論普遍認為標普、穆迪和惠譽這3家信用評級機構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2011年年底，從希臘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再到歐元區宏觀金融政策，評級機構連續發出了“降級”和“看空”的負面評價，這引發歐元區問題國家的融資成本急劇上升，甚至完全失去市場的融資能力。市場人士則稱，這又一次幫助國際對沖基金完成了做空歐元以牟取暴利的投機行動。

　　在國際金融市場日益復雜的局面下，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有點像“傻瓜相機”，因為金融衍生品泛濫、國際經濟形勢瞬息萬變，很少有投資者能真正把握潛在的投資風險，而“三大”機構用簡約化的分級，直接影響了金融市場各類產品的定價。同時，“三大”對國家主權債務的評級則直接影響著該國的國際融資能力。

　　有人戲稱，一直以來，“三大”評級機構是“靠一張嘴吃飯的”，他們“說什么是什么”，市場總是“聞聲而動”，但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他們反而屢遭“口水戰”反撲。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說，“誰能夠決定一國主權債券的信用級別和債券市場的價格水平，誰就站到了整個金融市場乃至整個經濟體系的權力之巔。”

　　但美國“次貸危機”之后人們認識到，這種“神圣權力”顯然被濫用了。他們發現，掌握話語權和金融資產定價權的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并不是金融市場被動的旁觀者，相反，它們是次級貸款的垃圾債券的推動者和利潤豐厚的大贏家。

　　據調查，金融危機爆發前，一份美國“次級抵押貸款證券”評級費用是每次3萬~5萬美元。穆迪公司在此類垃圾債券項目上的收入，從2002年的6100萬美元，激增至2006年的2.08億美元。標準普爾年收入從2002年的5.17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16億美元，其中一半來自于這種金融創新產品評級。

　　向松祚稱，三大評級機構制造和推銷有毒資產，不過是一種現代金融魔術。

　　去年12月歐債危機愈演愈烈之際，歐盟各方對“三大”評級機構也是“罵聲”四起。葡萄牙總理科埃略指責說，穆迪的降級如同向別人肚子上“猛擊一拳”。歐盟委員會主席巴洛佐稱，穆迪降級的時機選擇和調降幅度，具有明顯的“反歐洲”傾向。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則稱，三大信用評級機構是“寡頭壟斷”。

　　據稱，順應歐元區穩定的需要，歐洲最大的戰略咨詢公司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公司，計劃組建一個由25家企業參與的集團，每家企業出資1000萬歐元，建立一個歐洲信用評級機構，以抗衡美國三大評級機構。

　　應支持本土評級機構發展

　　事實上，在2010年6月，中國就有一批專家學者組成了“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他們在研究報告中稱，美國評級機構嚴重威脅中國金融主權安全，美國評級模式及由其控制的國際評級體系潛藏著巨大風險，中國必須構建有自身特色的評級體系，并推動本土評級機構主導國內評級市場。

　　周小川最近發表的觀點，正是對上述報告主旨的重申。他指出，就當前的形勢而言，未來要清理各種依靠外部評級的監管評價和規定。信用評級需要有前瞻性，中國需要支持本土評級機構的發展，甚至是支持他們發展成為國際型評估機構。

　　鑒于國際評級市場主要由美國機構壟斷的實際情況，他建議，今后中國可采取“雙評級”模式，在判斷經濟形勢時，既參考國外評級機構的信息，也注重國內評級機構的建議。

　　大公國際資信評估公司是一家中國本土評級機構。該公司董事長關建中認為，問題的根本是，現存國際評級體系是“站在債務人的立場”，利用評級“話語權”，設立有利于債務人的評級標準，完全不顧債務國家的實際償債能力，給予這類國家高信用等級，掩蓋其信用風險。這不但侵蝕了債權國的利益，也使發達債務經濟體耗盡了信用能力，成為危機深化的根源。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江涌認為，金融危機爆發本身就意味著，“三大評級公司所標榜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其實并不存在”。他研究發現，三大機構對發展中國家總是“另眼相看”，比如中國2004年以前一直被標為BBB級（“適宜投資”的最低級別），中國的企業、機構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機級”。迫于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壓力，標準普爾到2008年才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提升到A+。

　　他表示，大債權國與大債務國之間信用等級“倒掛”，直接導致中國政府、特別是企業海外融資成本大大增加，嚴重影響中國政府和企業的國際形象。“負債累累的美國長期坐擁AAA等級，每年可以節省數千億美元的利息支付，這本應是中國等債權國的合理、合法收益。”

　　關建中則認為，美國主導的現行評級體系直接影響中國的崛起。中央制定的“走出去”國家戰略在現行國際評級體系框架下難以實施。“走出去”境外投融資決策所需要的風險信息，完全被美國機構所壟斷，使中國不斷面臨投資風險。

　　他呼吁，中國應力促建立一個專門的國際評級監管機構，可以稱作 “國際信用評級監管委員會”，該委員會應當由各國的評級監管部門組成。這將有助于打破國際評級市場完全由美國一國機構壟斷的不合理格局。

　　“口水戰”背后是評級機構的標準之爭

　　從短期看，對“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的批評不一定能輕易撼動其市場地位，就像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對美元的“口水戰”，暫時并沒有改變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地位一樣。這不公正，但改變它需要時間。

　　復旦大學證券研究所王堯基指出，中國金融機構對于信用評級的正確態度，應當是“兼聽則明”，即在參考國外權威信用評級機構意見的同時，努力開發、利用本土或機構內部的評級結果，爭取早日結束“偏信則暗”的被動局面。

　　從本質上看，周小川作為中國金融管理層的正式表態，其積極意義是有助于打破本土金融機構長期以來對美國金融體系及其理念的“迷信”。

　　1月5日，周小川還公開撰文表示，中國在制定國際金融標準中“要有自己的聲音”。他稱，“過去國際上的一些標準，都是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的，新興市場國家、發展中國家是后來者，所以都是發達國家說了算，我們只好跟著定。制定標準的時候，西方國家可能有自身利益，因此制定出來的標準對其自身有利。”

　　但今天國際經濟的格局已經改變。周小川認為，中國是有13億人口的大國，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在重要標準的制定過程中，“我們該參與的要參與，不能該爭取的不爭取、在國際舞臺上放棄發言的機會；也不能別人說什么就是什么，沒有自己的分析和見解。”

　　市場分析人士稱，針對評級機構的“口水戰”，背后是“標準之爭”，“標準之爭”背后則是“話語權”之爭，中國金融管理層正在這場話語權的“持久戰”中，漸漸樹立起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