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產能過剩須標本兼治

　　究竟投資、產能過剩、結構調整有什么關系？如何來理解與之相關的經濟現象，記者采訪了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盧鋒。

　　記者：“產能過剩”一詞人們已不陌生，而近年來幾次出現產能嚴重過剩的現象，似乎都離不開投資的身影。如何正確認識高投資與產能過剩這一問題？如何看待已有的產能過剩治理？

　　盧鋒：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中國經濟多年保持高速增長。一般而言，持續高增長經濟一定是高投資經濟。另外，從不同部門來看，有些部門產能利用率下降或出現波動。這兩個方面事實構成產能過剩問題的背景。

　　客觀來看，這些現象是存在的，關鍵是如何理解。首先，投資是必要的；其次，應該從多個方面來看待產能過剩。一定程度產能閑置在應對未來市場需求變動、推動競爭和增加福利等方面具有正常功能，閑置過度才會形成產能過剩。投資增加產能還包含企業對市場未來變動預期因素影響。如果市場需求不斷增長，企業競爭未來市場也會增加投資，因而不會特別擔心當期產能利用情況。另外市場機制對產能過剩也有自發調節作用，如開放市場經濟下通過價格調整、市場范圍變動、企業退出等機制對產能過剩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

　　不過，我國轉型經濟體制環境具有特殊性，存在一些因素妨礙市場調節，因而進行一些行政干預也是有道理的。關鍵是要總結經驗教訓，政府干預盡量與市場機制協調一致。此外，總需求管理政策對宏觀周期變動引入的產能過剩具有關鍵調節作用。

　　對已有治理產能過剩措施可分類理解和討論。一是有關部門發布產能利用率數據，提示產能過剩風險并引導企業投資。這方面干預有益無害，應充實和加強。二是推廣有關行業技術標準，能耗水耗、環保排放等要求。這類措施有合理性，關鍵是標準適當和執行到位。三是限產、壓錠、關閉小廠礦等，部分由上述環保能耗管制要求派生而來，部分與改革滯后導致國有企業難以承擔降價、退出等市場調節效果有關，因而采用這類權宜之計同時，應加緊推進包括完善退出機制在內改革進程，以求標本兼治之效。四是數量控制措施，即通過限制投資增長治理預期產能過剩。在市場經濟體制環境下，在已有技術和環保等管制措施之外，進一步限制企業自主投資決策，其合理性和合意性需要探討。

　　記者：目前部分行業出現產能嚴重過剩，引起了國家的重視，您是如何看待當前部分行業的產能過剩？如何應對產能過剩呢？

　　盧鋒：產能利用率的變化，有些部門還是比較低，或者有些波動，這是一直存在的現象。總體來講，一直都存在某種意義上的產能富余現象，到底什么時候治理產能過剩，還受到一些其他因素影響。

　　2004年至2006年治理產能過剩，一方面與相關行業產能利用率走低、環保能耗壓力以及投資增速較快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總投資和總需求增長偏快壓力有關。在開放宏觀總量政策架構有待完善背景下，需要通過治理產能過剩控制內需，從而達到應對可能的宏觀偏熱失衡可能。

　　去年年底和今年上半年，由于總需求增速下滑嚴重，產能過剩程度可能更高，目前隨著經濟的回升，產能過剩周期性因素影響在減弱。上半年總需求恢復得特別快，剛開始大家可能還認為回升的基礎不穩，后來逐步同意總需求快速回升的判斷。三季度數據出來后，各方面對總需求回升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識。由于我國開放宏觀政策框架還有待改進和完善，通過總量政策工具調節宏觀走勢偏強調節存在較多局限，因而需要利用治理產能過剩產業政策作為替代性工具。應當結合改善開放宏觀政策體系和措施角度理解這一現象。

　　標本兼治產能過剩需要采取綜合措施。一方面，要推進包括完善企業退出機制在內改革議程，為市場機制對產能過剩發揮基礎性調節功能創造更好體制條件。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應通過提供有關信息提示引導進行干預，制定實施適當技術、能耗、環保標準加以干預，同時減少對企業投資的數量限制和審批干預。此外，更重要的是避免不得不采用投資數量控制手段應對總需求失衡。

　　記者：在保增長的同時，我國也提出兼顧調結構的目標。您認為目前在經濟結構調整上，我們還面臨何種問題？

　　盧鋒：發展過程就是一個持續進行結構調整過程，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性的問題。關鍵是用什么手段調整，誰去調整，用什么機制去調？我認為要更多發揮市場機制在調節結構中所應發揮的作用。例如在產能利用率和利潤過低時，市場機制會通過價格下降甚至企業退出方式進行調節，構成結構調整的一個因素。結構調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一個動態和長期過程。

　　宏觀經濟具有周期性，宏觀偏熱偏冷是短期問題，更多需要通過管理總需求的短期宏觀政策調節。對于中國這樣發展中大國，無疑需要設計實行結構調整政策，例如鼓勵一些政府認為具有特殊戰略意義目標，制定執行行業環保和技術標準，促進特定地區發展的目標性政策等等。另外在實行宏觀政策應對短期問題時，兼顧長期改革和調整目標。不過仍有必要適當區分宏觀政策和調整結構政策，更好界定宏觀政策應用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