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我國居民收入占比并非過低

　　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處于中等偏上水平

　　國民收入分配是當前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在近年的相關研究中，多數人認同的結論是：近十年來我國政府和企業部門分配份額呈現雙增加態勢，居民部門的分配份額則有所下降。這種判斷總體上可以成立。然而，圍繞這一結論，媒體和學術界出現了一些忽視我國與國際統計口徑可比性、混淆初次和二次分配的輿論觀點，夸大我國居民收入占比與其他國家的差距，這不利于正確引導規范國民收入分配秩序、客觀公正地考慮財政集中度的優化問題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比如，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居民所得的占比是國民收入的70%以上，我國只有不到50%，就是因為政府在“蛋糕切分”中拿得太多。其實，西方發達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發達國家中的福利國家更高達50%左右。顯然，把不同參照系、不同口徑、不同分配層次的數據放在一起，會引起認識的混亂。

　　我們在參考以往文獻研究方法的基礎上，以最近國內和國際統計資料為依據，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出發，通過收入法、資金流量表核算兩種方法，說明我國近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動趨勢，并著重以基本可比的統計口徑進行國際比較，力求有依據地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如何；二是我國與其他國家比較，差別究竟在哪里。

　　按照收入法核算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是比較常見的方式。從經濟理論角度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實質是要素分配。統計時通常在宏觀意義上將國民經濟劃分為三大部門：政府部門、居民部門和企業部門，對應的初次分配收入分別稱為生產稅凈額、勞動者報酬和營業盈余。其中，生產稅凈額是指生產稅減生產補貼后的差額。生產稅指政府對生產單位生產、銷售和從事經營活動以及因從事生產活動使用某些生產要素（如固定資產、土地、勞動力）所征收的各種稅、附加費和規費；生產補貼則指政府對生產單位的單方面轉移支出。勞動者報酬指勞動者因從事生產活動所獲得的全部報酬。營業盈余指常住單位創造的增加值扣除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和固定資產折舊后的余額，相當于企業的營業利潤加生產補貼，但要扣除從利潤中開支的工資和福利等。

　　對于收入法的核算口徑，在企業部門的劃分上國內口徑和國際口徑存在一定差異。國內統計時，企業部門的國民經濟初次分配收入具體包含兩部分：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而國際口徑則劃分為營業盈余和混合收入兩部分。其中，混合收入指居民所擁有的非公司組織形式的企業形成的營業盈余。

　　（一）國內統計口徑

　　收入法主要核算生產要素的分配過程，國內統計反映在“地區生產總值收入法構成項目”中。為了保持數據可比，我們采用了2004年經濟普查之后調整過的GDP資料，列出了1993－2007年依據地區收入法計算的國民經濟三大部門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從統計數據看，1993－2007年，居民部門的勞動者報酬由49.49％降低至39.74％，降幅為9.75個百分點，政府部門的生產稅凈額由11.68％增加至14.81％，增幅為3.13個百分點，企業部門的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即資本收益）由38.83％增加至45.45%，增加6.62個百分點。

　　需要注意的是，該時間序列存在一個統計方面的不可比因素，即統計口徑在2004年發生重大變化。根據白重恩、錢震杰（2009b）的研究，國內適用的地區收入法對于GDP的核算在2004年出現了兩個變化。第一，個體經濟業主收入從勞動收入變為營業盈余。第二，對農業不再計營業盈余。據白重恩、錢震杰（2009b）的估算，2004年統計核算方法的影響大約使勞動收入份額被低估了6.29％。如果按照白重恩、錢震杰（2009b）的估算，在2004年及以后年度的勞動者報酬降幅中扣除了上述統計因素，那么1993－2007年間，勞動者報酬的實際降幅為3.46個百分點，年平均降幅為0.23％，在2007年的占比應為46.03%；企業部門的資本收益實際增幅僅為0.33個百分點，在2007年的占比應為39.16%。

　　上述分析表明，1993－2007年間，居民部門收入下降，政府和企業部門收入增加，但并非如表1那樣大的變化值，因為其中尚未剔除統計口徑變化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