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為何不能緩解輸入性通脹

　　用人民幣升值的辦法來控制輸入性通貨膨脹成本是很高的。所以，為減少輸入性通貨膨脹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比較可行的做法是，停止國際原材料采購的集體談判的做法，封閉來自于商品渠道的沖擊；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這樣做，不僅可以杜絕來自金融渠道的沖擊，同時也可以杜絕來自商品渠道的沖擊。

　　6月份，中國CPI指數達到6.4%，物價問題再次成為焦點。面對不斷上漲的物價，有經濟學家建議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和人民幣升值的匯率政策來加以控制。其中，緊縮性貨幣政策主要用于控制貨幣供應量，以緩解內源性的通脹壓力；而人民幣升值則是為了應對輸入性的通貨膨脹。這里，筆者將把問題指向輸入性通脹，集中討論人民幣升值對于緩解輸入性通貨膨脹是否有效的問題。

　　我們先來討論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形成機理。輸入性通貨膨脹大致上是由以下兩個原因造成的。

　　一是由于本國的生產率增長率快于外國而造成的。假如本國的生產率的增長率快于外國，那么本國的收入水平就會上升，由于可貿易商品存在國際競爭，因此增加的收入并不會對可貿易商品的價格帶來沖擊。但是非貿易商品就不同了，由于其不存在國際套利的可能性，因此，在收入增加的沖擊下，其價格便會趨于上漲。

　　考慮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一般價格水平取決于可貿易商品與非貿易商品的加權平均，結果，只要本國或地區的生產率的增長率快于外國，從而其收入增長的速度快于外國，那么就會產生本國或地區的物價水平上漲速度快于外國的通貨膨脹。如果再考慮到因為本國的生產率增長快于外國而造成本國國際競爭力提高、以及由此而來的出口的增加，那么本國由于供給與國內不斷增長的需求之間的缺口擴大，必定會產生所謂的“輸入性通貨膨脹”。

　　二是由于國際原材料價格的上漲而造成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它對一國物價的沖擊取決于該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以及由這種國際分工地位所決定的貿易結構。簡單地講，假如一國在國際分工中從事的是加工貿易，且是一個資源存在瓶頸、需要從國際市場進口的國家，那么伴隨著加工貿易發展而來的必定是資源進口數量的增加。當這樣的進口導致世界資源供求關系趨緊時，就會進一步造成其價格的上揚，并通過進口渠道而引起資源進口國家一般價格水平的上漲，從而導致輸入性的通貨膨脹。

　　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講，在以上兩種因素中，究竟是哪一種因素對中國輸入性通貨膨脹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呢？事實告訴我們，國際原材料價格上漲是中國輸入性通貨膨脹的決定性因素。

　　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統計數據（中國經濟季報），從2007年以來，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便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國內大多數的研究也表明，自從199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全要素增長率不僅要低于發達國家，而且還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如果以上的統計分析與實證研究都是可信的，那么中國當前的輸入性通貨膨脹與我們上文中分析的第一個渠道無關。

　　其實，即便不發生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情況，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存在一定規模存量失業的國家來說，通過第一個渠道輸入通脹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存量失業會使有關的傳遞失效或者不完全，從而使得所謂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即基于本國生產率提高而產生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在中國難以形成。關于中國的存量失業人口到底有多少說法不一。

　　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在存量失業規模足夠大的情況下，除非勞動力市場存在由政府不當干預造成的扭曲，否則，工資絕無上漲的可能。當工資因為存量失業的約束而不能上漲時，勞動生產率提高帶來的結果只能是資本利潤的增加，而資本所得的邊際消費傾向總是要低于勞動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其對物價水平的影響在一般情況下要小于工資上漲對物價水平的影響。這樣，上述那種由工資上漲帶動非貿易品價格上漲而引起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傳遞機制也就不起作用了。

　　不僅如此，為了出清存量失業，最好的辦法是通過本幣貶值來增加出口。我們這樣說的邏輯是：存量失業壓制了工資增長（不管是否有沒有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工資不漲就不會有國內消費的增加，因為國內消費取決于恒久性的收入（主要是工資），而不是各種各樣臨時性的補貼，補貼通常不會進入人們的消費函數；為了增加工資和國內消費，就必須增加產出和就業，但是內需不足恰好構成增加產出和就業的瓶頸；為了打破這樣的瓶頸，唯有依靠出口，這正是歷史上所有工業化國家經濟起飛時期都毫無例外地選擇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原因所在。

　　很顯然，當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技術優勢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進入國際市場時參與競爭時，所能依靠的只能是成本優勢；考慮到技術競爭的調整空間要遠遠大于成本競爭的調整空間，所以為確保成本競爭的優勢，中國就應對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加以控制，即便不能貶值，也絕不應當隨意地采取本幣升值的做法。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目前的輸入性通貨膨脹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無關。這樣，中國之所以會發生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合理解釋只能是國際原材料價格的上漲。而最近的統計數據告訴我們，自從2000年以來世界主要原材料價格都出現了非常瘋狂的上漲，其上漲的幅度之高早已和基本面沒有什么關系，純粹是由流動性沖擊造成的。

　　2000年，世界經濟同時出現了三個拐點：其一是納斯達克股票市場暴跌，標志著以因特網為主導的高科技產業的高頻率原創活動已經趨于枯竭，成本競爭開始了，而這必導致高科技產業盈利能力的下降，于是大量的資本開始撤出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其二是世界FDI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在2000年開始趨于下降；其三是世界固定資產形成占全球GDP 的比重也開始大幅下降。

　　所有這些表明，進入21世紀之后康德拉基耶夫式長周期的下降階段到來了，由此產生的過剩流動性不得不流向那些需求相對剛性、供給又缺乏彈性的原材料和資源品市場，從而導致了世界原材料價格的快速上漲。面對這樣的局面，我們能否采取人民幣升值的做法來避免輸入性的通貨膨脹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對世界原材料市場的結構加以分析。從市場結構來講，無論是原油市場還是鐵礦石市場，絕不屬于自由競爭市場，基本上都處在賣方壟斷的市場結構下。按照阿貝·勒納的定義，在一個賣方壟斷的市場中，只有賣方才具有影響價格的能力，而買方（不管是購買量多大的買方）幾乎沒有任何議價能力可言。由于處在賣方壟斷市場中的供應方具有價格的壟斷權，因此它們總是可以把價格定在遠遠高于邊際成本的水平上，這意味著在賣方壟斷的原材料市場中，成本法則是不起作用的，關鍵在于賣方與買方的博弈。

　　現在的問題是：在一個成本法則不起作用，買方又沒有議價能力的市場中，買方究竟應當采取何種策略才是正確的呢？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價格是需求量的增函數，即使是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中，隨著需求數量的增加，價格也是會趨于上漲的。如果市場處在賣方壟斷的結構下，那么這樣的信息一旦被賣方捕捉到，就一定會被其利用而導致價格的超常上漲。因此，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中國在世界原材料市場上就應當放棄爭奪定價權的天真想法，盡可能地避免以下兩種不當的做法。

　　第一，要避免試圖通過集體談判的方法來降低原材料進口價格的不當做法。因為旨在增加購買量的集體談判只有在一個買方壟斷的市場中才是有用的，買方可以借助于集體談判而將分散的購買集中起來，進而獲得“市場勢力”和購買價格上的定價權。

　　但是，國際原材料市場并非是買方壟斷市場，而是當今世界上最為典型的賣方壟斷市場，于是，作為一個理性的買方，應當采取分離均衡的分散采購方法才是正確的。所謂分離均衡是指，基于中國原材料購買者存在巨大的差別，由它們自主地進入國際市場去尋找合適的供應商，借以達到分散信息、降低購買成本的目的。

　　第二，要避免采取人民幣升值來降低原材料進口價格的不當做法。在一個賣方壟斷的市場中，買方若是采取本幣升值的做法，就等于向賣方發出了企圖低價進口原材料的強烈信號，這勢必會引起賣方非常積極的提高價格的反應，從而導致買方進口價格的提高，進而引發輸入性的通貨膨脹。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中國的進口商在最近幾年原材料進口中恰好選擇了以上兩種應當盡量避免的做法，從而導致進口的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并帶來非常明顯的輸入性通貨膨脹。統計數據再次告訴我們，自從2005年中國采取鐵礦石進口集體談判的制度和人民幣走上升值的道路以來，鐵礦石價格上漲了2倍左右，集體談判換來的是長協價格的節節攀升與市場機制的破壞，而人民幣盡管已經大幅升值20%以上，但是鐵礦石價格卻以快于人民幣升值10倍的速度在上漲，結果，中國不僅沒有因此而獲得“廉價的”進口原材料，反而不得不面對日益高漲的輸入性通貨膨脹與不斷受到人民幣升值打擊的出口貿易。

　　至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試圖通過人民幣升值的辦法來降低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做法實在是對于世界原材料市場缺乏知識所致。由于無知而導致的錯誤的購買策略不僅沒有能夠降低輸入的性通貨膨脹，反而導致輸入性通貨膨脹的不斷加劇。這不僅是因為升值和集體談判打開了原材料進口市場的價格敞口，而且還因為人民幣升值（再加上為抑制物價上漲而采取的加息政策）打開了金融渠道的投機敞口，從而誘致了大量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

　　由此可見，用人民幣升值的辦法來控制輸入性的通貨膨脹，效果是不好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為減少輸入性通貨膨脹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比較可行的做法應當是盡早封閉以上兩個渠道：第一，停止國際原材料采購的集體談判的做法，封閉來自于商品渠道的沖擊；第二，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最好再以穩定的貨幣政策加以配合，這樣做，不僅可以封閉來自于金融渠道的沖擊，同時也可以封閉來自于商品渠道的沖擊。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