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武堂】

　　將打贏從“戰勝”向“勢勝”拓展

　　——談當今時代的競合制勝之道

　　林東（國防大學安全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戰略思想的創新歷來是破解困局、打開新局的鑰匙，而這往往需要在時代轉型中找到突破口。隨著全球化進入競爭與合作新階段，軍事博弈的手段多樣化，使戰略視野不只限于一聲令下打贏戰爭，而更突出平時主動的推進戰略態勢，來增添制勝砝碼。

　　　1.單靠戰時打贏的制勝觀日顯狹隘

　　從革命與戰爭年代留傳下來的歷史經驗莫過于以大決戰來徹底解決問題，從解放戰爭三大戰役到抗美援朝五次戰役皆如此，用歷史經驗看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在當今時代，面對巨變的歷史條件，其局限性也是無疑的。

　　戰爭的高門檻使畢其功于一役的戰略條件日趨嚴苛。戰爭的開啟從來不是隨意的，是講條件的。首先是講實力，而實力的增長需要時間。其次，戰爭是講時機和約束條件的，全球化環境下國內外政治經濟因素對戰爭的影響越來越大，大規模戰爭所受制約因素明顯增多，尤其是正義戰爭更強調政策性，戰爭窗口實際在縮小，不得已而為之。2020年春，美國眾議院提出限制總統發動戰爭權力的議案，這是美國戰爭史上的頭一次，連自認為軍事風險低的美國也需要給戰爭套上緊箍咒，反映出各國對戰爭尤其是大規模戰爭的慎重態度。

　　戰爭攪局者增大戰爭失控的風險。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國家之間的戰爭大都是大國間的較量。信息化條件下，外部軍事干預能做到快速介入，顛覆戰局。1991年海灣戰爭前，薩達姆揮師科威特沒想殺出個美軍；1999年南聯盟圍殲科索沃游擊隊，沒想被北約干預。事實說明，強敵大練“反拒止”“強行進入”“空海一體戰”，就是專門要在別家打仗的關鍵時刻進來攪局。尤其是當前，在發展機遇稍縱即逝的戰略競爭期，戰爭容易被對手利用，群起設絆，從而失去戰略主動，甚至傾覆。

　　一勞永逸的戰勝經驗不再靈驗。現代戰爭長尾現象突出，開局容易收局難。信息化戰爭在彰顯高技術高效能的同時，也帶來暴烈性大、破壞性大、遺留問題大的歷史負擔，從而削弱了立足戰爭一錘定音的傳統功效。縱觀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美國開戰痛快，幾十天花幾十億美元就大勝，可戰后穩定重建花上萬億美元，變成戰爭負債表。可以說，戰爭包袱越來越重，戰爭負面效應有淹沒軍事勝利成果的可能。

　　事實說明，軍事力量運用的效果要看與時代主題的切合度。軍事博弈的方式順應時代，則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當今，戰爭制勝仍是立于不敗之地的基石，但屬于最后手段。軍事勝利并不能包辦一切，因而光考慮戰勝是不夠的，需要探索風險小、代價小、制約小、后遺癥小的制勝之道，把打贏從戰時向平時前推。

　　　2.戰略的真正目的是尋求一種有利態勢

　　自古以來，戰勝與勢勝是打贏的兩種方式，主次之分因時而異。戰勝之道較為顯性，也較為簡單，容易把握，而以勢取勝較為隱匿，也較為復雜，但也更為根本。以戰取勝說到底也是為了贏得有利的和平態勢，而不是打贏本身。正如利德爾·哈特所說：戰略的真正目的與其說是尋求戰斗，還不如說是尋求一種有利態勢。當今時代，勢勝的價值正前所未有地增長，需要大力發掘。

　　競合關系拓展軍事關系，為勢勝打開了廣闊空間。冷戰時期突出戰勝之道，主要是因為敵我關系簡單化，軍事博弈主要靠戰爭手段，但冷戰結束后，世界進入經濟全球化以來，大國關系不再是非敵即友的二元論，而是非敵非友、亦敵亦友、時敵時友，這種復雜性和動態性為運轉態勢提供了舞臺。在戰略競合期，國家軍事態勢從單一的防御態勢拓展為集軍事斗爭、軍事競爭、軍事合作的綜合態勢，介于和平與戰爭之間的中間地帶成為軍事角逐的大舞臺，因而把每一個黑天鵝事件作為改進態勢的良機，天天改進一點，零敲牛皮糖地使戰略環境發生有利于我的變化，既為戰勝提供最有利的條件，甚至還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因此，立足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下控制局面，形成有利的競合態勢，是更有效的制勝。

　　勢勝更顯競合中的制勝之道。具體地講，就是把打贏的機理從外科手術式打擊，拓展到內化外制式取勢上來。現代戰爭追求科技優勢，從戰役戰術上講是對的，但在戰略上存在治標不治本的問題。分析機理，“戰勝”之法猶如西醫，力求摧毀對方來獲得絕對勝利，但對毒瘤來說，外科手術淋漓盡致的同時也帶來病毒的擴散，創傷越大復發越快，甚至導致多發病癥。基地組織和塔利班被美軍打散，從阿富汗快速擴散到全世界，還變種生出更邪乎的“伊斯蘭國”，說明美軍這種“打贏”，脫離政治經濟的通盤考慮，結果過猶不及。“勢勝”可避免“戰勝”的弊端，猶如中醫抓住病根辨證施治，消解沖突。《孫子兵法》的全勝之道就是勢勝的理想狀態，所謂“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這里“全”是保全之意，“破”是打敗之意。所以，勢勝講究內化其心與外制其行相結合，強化自身內部凝聚力而分化對手的凝聚力，強化軍事行動的外部運用，從而規制對手的軍事行為，具體地說，就是政治上爭取，軍事上擠壓，外交上談判，輿論上引導，經濟上制裁，綜合推動戰略態勢不斷向有利于我的方向發展。所以，孫子說戰爭的更高境界是善戰者求之于勢而不責于人。毛澤東的《持久戰》的基點就是建立全民族抗戰和全世界支持的統一戰線，這就是勢，這個勢是決定性的，不管日寇在局部能打多少勝仗也一定會輸。今天，創造制勝態勢比單純地取得軍事打擊的優勢更具決定性，也更具可行性。

　　以往評價戰勝的指標莫過于曬殲敵數字，但競合時代，殲敵多寡需要服從于有利態勢的形成。像美軍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殲敵數字持續增長，并不代表勝利，反而說明敵人越打越多，美軍陷入無休止的戰斗。因從，打贏的標準首先是比對手更強的主動性、更有利的占位和更旺盛的人氣，正如孫子所說，“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勝講究拆力泄力，以“四兩撥千斤”的巧勁泄掉對手的優勢，為戰勝創造條件；講究以小打代大打，追求無創或微創治療，避免對沖突雙方社會造成嚴重破壞；更重要的是贏得“人和”。伊拉克戰爭最為經典，美軍快速推翻薩達姆，恰恰是伊拉克人民不抵抗主義的配合所致；但美軍賴著不走搞霸權主義，又遭到伊拉克人民反抗，這就是“得勢”卻“失勢”。古今中外，戰爭的“勢”隱藏在戰爭力較量之后起決定作用，勢強則力長，歷史上以弱勝強的規律就是勢強，人民戰爭用的就是勢，勢能轉化為力，使弱小的力量不滅，把強者的力消耗掉。反之，勢虧則力窮，勢已退而力仍前伸則會反轉大局，由勝轉敗。歷史上，拿破侖和希特勒都打到莫斯科，自以為取得決定性勝利，卻都快速地慘敗下來，就是“戰勝”的視野遮蔽了“勢敗”的危險。因此，戰略上評價打贏需要不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注重贏得深入到社會心理層面的那種大勢所趨。

　　3.從“以備待敵”邁向“以勢化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發，開啟了重構戰略格局的歷史窗口。美國軍事上在敘利亞被總體實力弱的俄羅斯、伊朗所阻，經濟上發動貿易戰破壞經濟秩序，自取其害，抗疫不力而又甩鍋失信。可以說，美國接二連三失地利失人和，雖然其軍事與科技實力尚強，但其全球霸權已步入勢衰，匆忙從阿富汗撤軍便是一個強烈信號。由此，“一超”下降，“多強”走強的大趨勢，為競合時代定了基調，這為勢勝提供了機遇。

　　軍事實力的增長并不直接改善態勢，態勢的改善取決于實力的有效運用。由此，有必要開辟打贏新路線：突破“準備戰爭-進行戰爭”的戰勝框架，打造“蓄勢-造勢-奪勢”的勢勝框架。傳統戰勝路線突出和平時期軍事斗爭準備，強調“以備待敵”，重在內部加強軍事斗爭準備；而勢勝路線是外向型的，突出“以勢化敵”，重在走出去主動化解敵之威脅，達到“無恃其不來”。

　　“蓄勢-造勢-奪勢”三階段論是中國傳統勢勝戰略的精華，對應從韜光養晦到有所作為，再到鼎定乾坤三個境界，韜光養晦的本質是養勢蓄勢，有所作為的本質是布勢造勢，鼎定乾坤的本質是取勢奪勢，形成勝勢。為此，中國戰略傳統強調的戰爭后發制人不是消極應對，不是敵人先走一步我再對付一步，而是比對手更強的前瞻性、更大的格局。因此，積極防御的要旨在于“先為不可勝”的布勢造勢，把軍隊維護國家安全的外部建設提高到戰略高度，形成審勢-謀勢-布勢-造勢-奪勢的戰略鏈條。

　　因勢利導，積小勝為大勝，避免不利態勢下的戰爭，避免陷入戰爭泥潭，是競合時代以弱勝強之道。對手越是強大，越是需要以我之“勢勝”克服敵之“戰勝”。其要義在于，備大戰打小仗，把打仗的能力轉化為多樣化的戰略功效，并在外部釋放。具體地說，就是把精確打擊、全域機動、集約化后勤、全維防護的戰爭能力運用到威懾、接觸、塑造、控制、合作等多樣化的戰略職能上，落實到進入關鍵地域、拒止對手進入，攔截、封控、救災、反恐、護航、維和等多樣化的軍事行動上，把硬摧毀的高科技拓展到網絡、太空、電磁、心理空間的軟打擊上來，并且強度可調節；把軍事行動與外交行動、經濟行動協調起來，混合起來博弈。突出非零和的謀略運用，既要遏制對手的戰爭冒險，又要給對手下臺階的余地。

　　所謂“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戰勝”的重心在戰時，“勢勝”的重心在平時，要求競合時代軍事工作從能力建設為中心轉向運轉態勢為中心。展望未來，全球化波折不斷，新情況、新挑戰層出不窮，要求軍事工作擺脫戰略格局變化的應對角色，而是打主動仗。發揚以我為主的精神，洞察和因應政治經濟新形態靈活施展軍事博弈，持之以恒地把推進態勢發展作為積極防御的基點。始終發揮軍事力量的中堅作用，不因一時的戰略緩和而懈怠，更不能平時把大任寄托于經濟、外交博弈，危機時再把大任寄托于軍事上的一錘子買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