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我們在新起點上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理論敘事主要是基于中國社會和中國場景的理論框架，建立和創新中國特色國際傳播敘事體系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在新時代，我國需要繼續加大國際傳播理論敘事創新，而核心問題則是在大變局中不斷追求與世界各國的共通互融，真正跳出西方敘事框架來講好中國故事。這樣才能有效創新我國國際傳播的敘事體系，從而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

　　一、共同體理念是我國與世界的共通互融的敘事道義高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化了對世界性質的認識，有效提升了我國國際傳播敘事的道義高峰。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之所以能成為一個提升我國國際傳播敘事的道義高峰，是因為其能因勢利導凝煉出有利于全人類的公共理念，并提供與之匹配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獨立于西方意識形態的非西方理念，為我國與世界繼續保持共通互融的態勢提供了指引。共同體理念不僅在理論層面為重塑國際傳播秩序提供了中國概念和中國方案，還在國際傳播實踐層面提升自我信心，會有效推動我國與世界各國的共通互融。

　　應該承認，目前西方國家主導國際傳播敘述格局仍未改變，“西強我弱”局面沒有根本性逆轉，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大幅躍升，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作為擁有超大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文化積淀的“文明型國家”，必將深刻影響人類社會和世界未來，中國國際傳播能力的“東升”趨勢已無法阻擋。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是共通互融的敘事創新源泉

　　中國與世界的共通互融，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中國是否能在國際傳播中有效解釋好自身的發展模式，并提出基于中國國際傳播實踐的理論敘事，形成中國特色的敘事體系。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就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

　　改革開放40余年來，中國社會取得巨大成就。中國從全球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轉變為全球近四十年來消除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從處于崩潰邊緣的落后經濟體躍升為全球經濟增量最大貢獻者；從對外封閉的內向型經濟體轉型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總之，中國在解決全球面臨重大挑戰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社會發展成就不是套用西方現成理論的結果，西方理論也無法解釋好中國實踐。上述這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恰是中國國際傳播理論敘事創新的源泉，可以推動中國實踐和模式走向世界，并在與世界共通互融過程中升華中國特色的國際傳播敘事體系。

　　在過去10年中，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這個核心要旨引領下，在中央部門和各新聞單位及高校科研專家隊伍的協同合作中，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產出一批兼具理論意識與問題導向的研究成果，新型對外傳播智庫平臺不斷涌現，一批在對外實踐中能夠緊密圍繞中國與世界，積極宣講中國發展成就生動案例的優秀“對外傳播人”嶄露頭角。

　　但我們必須要認識到，我們仍然面臨著一定程度上的“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傳開叫不響、叫響難信任”的現實困難，中國不能也不應成為驗證西方理論假設的社會和媒體的試驗場，而應該成為自主知識的創新地，既要講好中國故事，又要在與世界共通互融中，構建中國國際傳播理論敘事體系。

　　在創新中國國際傳播理論敘事中，首先要擺脫對西方敘事體系的過度依賴，自覺投身到中國社會實踐場景中，凝練出中國的理論敘事概念，然后再返回到中國社會實踐中去驗證。不過，在堅持以中國問題和中國敘事框架為底色同時，我們也不應排斥西方經驗和西方知識體系，相反應繼續吸收包括西方在內的先進國際傳播經驗和成熟知識成果。只有這樣，才能有效處理好全球傳播知識生產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并以平等、共通互融的姿態與包括美國和西方國家在內的全球各國開展交流互鑒，實現與世界共通和互融的目標，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創新共通互融的中國特色的國際傳播的理論敘事范式。

　　三、推動共通互融成為國際傳播的世界性敘事共識

　　共通互融的國際傳播實踐過程需要摒棄偏見，本著坦誠和開放態度開展國際交流和互通，并在最大程度上來實現國際理解的基礎上，形成國際傳播的世界性敘事共識。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共通互融既可作為我國國際傳播的重要目標，也可以作為國際傳播的實現手段。

　　首先，中國國際傳播的共通互融概念有助于逐步消解美國西方國家“二元對立”主體范式。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學術界一直存在東方與西方、“自由民主”國家與“專制獨裁”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等“二元對立”的敘事體系，并據此把對整個世界主體分為兩個陣營。這種二元對立論也反映到國際傳播中。美國和西方國家迄今仍以“民主自由”主體自居，把其他國家則歸入“非民主自由”的“他者”客體，占據著對“他者”自我優越的道德想象和學術高地。在美國和西方主導的國際傳播體系中，東方國家從來只能作為客體附庸在西方主體之下，東方世界陷入“東方無法表述東方、東方必須由西方來表述”的困境中，形成了西方與東方之間不平等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

　　作為東方國家的代表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用成功的社會實踐和治理模式正在對東西方世界二元對立的格局產生實質性影響，并逐步提出挑戰。可以說，中國的共同體理念和國際傳播理論敘事正在撼動著東西方的“二元對立”體系。但與此同時，中國也注重把美國和西方國家視為共同體的平等一員，以此來尋求最充分的國際共通和互融和理解，達成國際理解的戰略目標。

　　其次，共通互融概念能夠有效融通國內多元敘事場域，創新國際傳播敘事理論和實踐模式。一方面，內外有別的國際敘事實踐一直是中國國際傳播的理念。但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和互聯網信息技術普及化，國際傳播渠道內外分明的局面逐步被打破，中國內宣的信息傳播能輕易跨越國界，成為國際傳播敘事組成部分。在新時代國際傳播環境中，內外有別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內外敘事融合趨勢越來越明顯，這個從內外有別國際敘事實踐走向內外敘事融合的趨勢，也提出了國際傳播的理論敘事框架和內涵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走向國際傳播理論敘事共通互融的必經之路。另一方面，共通互融敘事概念以共同體理念和國際傳播實踐為基礎，能夠推動我國在傳播領域日漸強大的理論敘事轉化為改造客觀世界的真實力量，在進一步暢通國家國際傳播敘事與世界的共通互融的基礎上，為國際傳播敘事理論和實踐模式，以及全世界的互通共融提供一種創新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