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體制性障礙 促進生產性投資增長

　　由于部分大型企業效益下滑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加之對外出口仍然受到發達市場經濟衰退的牽制，近來對于全年經濟增長目標能否實現的擔憂開始出現。一些地方呼吁中央再次出臺經濟刺激措施，通過增加政府投資實現全年“穩增長”目標。鑒于固定資產投資的長期性和深遠影響，我們不贊成以年度經濟目標指導政府投資和全社會投資活動，目前的重點應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目標出發，破除體制性障礙，促進國內生產性投資增長，從而更好地協調穩增長、調結構、轉方式、控物價和惠民生等諸多宏觀調控目標。

　　生產性投資受到抑制

　　固定資產投資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上世紀90年代以后，非國有經濟部門在工業領域中的投資持續增加。根據統計局最新公布的今年前4個月我國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構成數據，民間投資已占到全部投資比例的62%，占據了生產性投資的主體地位。2011年，我國工業企業利潤中的73%是非國有部門創造的，一定程度上說明民間投資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在民間投資地位增強的同時，我國政府職能的逐步轉變和政府投資方向的調整，也使得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逐步退出生產性投資領域。

　　當然，政府對于社會投資活動的控制力依然很強，目前重大生產性建設項目仍然需要省或國家發改委審批，發改委批文仍然是商業銀行項目貸款審批所必須的要件之一。如果說投資項目審批是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一種手段，那么有關政府部門審批項目的標準和效率就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短期經濟指標的影響。在經濟出現過熱危險時，會限制一些項目上馬；在經濟出現下行風險時，又會推動投資項目盡快通過審批和組織實施，以期用增加投資的方式拉動經濟增長。對于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和民生工程而言，根據宏觀經濟形勢和政府財力適當控制節奏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生產性投資受特定產業周期影響較大，很多時候產業周期與宏觀經濟波動并不一致，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而言更是如此，投資項目審批有必要更好地協調產業政策與總量調控的關系。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應對危機的宏觀調控政策和經濟刺激措施，這些政策措施對于穩定經濟增長和管理通脹預期均發揮積極作用。社會經濟總體平穩渡過危機期。當然，在總結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宏觀政策特別是與生產性投資有關的總量調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生產性投資的增長，并不利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規模成長。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09年以后，我國在農業、水電氣生產與供應和信息產業等領域的投資均出現不同程度地下降，這無疑會影響國家促進食品安全、農民增收、改善民生及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和信息化的政策效果。同時，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教育、衛生、文化和社會保障事業的投資增長比較緩慢，也不利于自主創新和社會全面發展目標的實現。

　　加大技術改造和創新投資

　　在未來一個較長時期內，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這一過程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起到關鍵性作用。也就是說，在資源和環境約束日益增強的形勢下，能否成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我國實現“三化”的必要條件。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所需的大量新增投資和人力資本的積累，能否在短時間內完成，目前還有待觀察。

　　在工業領域，傳統制造業中被逐步淘汰的落后產能，需要被以新型工業裝備為代表的先進產能所代替，傳統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等重點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技術工藝水平，決定了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經濟轉型的速度與效率。上述目標的實現，離不開大規模技術改造和創新投資的支持。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代表技術改造投資的設備和工器具購置總額從1995年的3758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5.2萬億元，在總量上實現了飛躍性增長，有力地支持了經濟增長和轉型。

　　但我們還應注意到，近年來技改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從24%下降至21.4%，這可能是房地產價格上升，導致固定資產投資中用于土地購置和廠房建設的投資增加所致。但無論如何，考慮到技術改造投資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保持其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例不變和適當提高是十分重要的。在我國，隨著政府職能的逐步轉變，技改投資主體已從政府轉向企業。而企業中具有相應投資實力的又主要是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在壟斷行業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任務沒有全面完成的情況下，國有企業是否有足夠動力和能力完成高效率的技術改造和創新投資，是存在疑問的。另一方面，民間資本進入關鍵產業領域仍有不少障礙，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的具體政策今年陸續出臺，但是其政策效果仍然有待進一步觀察。綜合來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還是需要看技術改造和創新投資的增長速度、新產能的形成速度以及運行質量。

　　生產性投資動力不足的問題也體現在國內上市公司群體中。據Wind資訊統計，2011年我國約2400家A股上市公司由于投資活動產生的凈現金流出近10萬億元，同比下降25.5%，實際上這一下降趨勢自2009年就已經開始。還應當注意的是，自2006年以后，上市公司投資支付的現金數額同投資活動產生的凈現金流出之間的缺口開始加大，表明上市公司收回投資以后繼續進行投資的意愿不強。投資收益的增加盡管能夠優化企業當年業績表現，不過這種趨勢性的凈投資減少，顯然并不利于公司構筑長期競爭實力。對于身處環保、生物技術、信息、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上市公司而言，其投資的減少還將直接影響到整體經濟轉型的進度。面對當前復雜的宏觀經濟形勢，投融資能力較強的上市公司有可能順應潮流積極增加技改投入，提升企業經營效率，完成自身生產方式和產品結構的轉型，不過這類企業行為仍需要足夠的外部壓力促成。而投資活動的增加將減少企業當期可分配利潤并有可能提高財務杠桿，其對公司股價的作用方向具有不確定性。

　　此外，促進上市公司投資的外部政策環境還沒有完全成熟，針對民間投資的鼓勵性政策還需要進一步落實。A股市場有大約1200家企業的實際控制人是民營企業，如果不拓寬民間投資領域，這部分上市公司的投資積極性將很難釋放。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目前石油和天然氣開采、交通運輸、水利、環境、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等領域，民間投資占比偏低，在破除體制性障礙以后，配合適當的產業政策和財稅政策，這些領域有可能成為民營上市公司的投資熱點。

　　綜合以上分析，生產性投資不僅能對短期經濟增長發揮正向拉動作用，而且從長期來看，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離不開生產性投資，特別是技術改造和開發性投資的持續增加。因此從協調短期與長期經濟發展的角度考慮，增加全社會的生產性投資乃當務之急。除此之外，與民生聯系緊密的教育、衛生、醫療和社會保障領域的投資，作為經濟轉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應當得到足夠的重視。這部分投資完全可以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吸引民營企業和各類非盈利社會組織來完成，而不必過分依賴政府投資。（中國社科院金融所 張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