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借鑒供港食品的監管環境
近日，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岳表示，在供港食物方面，國家質檢總局、廣東省都做了很多工作，現在供港食品的安全率達到了99.999%，這在全世界都是很難得的。如果這方面能應用到國家的內銷方面，也可以對內地的食品安全問題有所幫助。
在內地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的背景下，內地供港食品安全率依然高達99.999%，這不能不令人羨慕。而香港衛生局長關于“應用到內銷方面”的建議，何嘗不是公眾的期待所在。不過，在內地復制供港食品模式，并非那么簡單的事情。
畢竟，作為一個較小的區域市場，供港食品的監管體系可以更為簡單高效，比如一頭豬從出生到出口，由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全程監管。一旦放到點多面廣的內地市場，這種監督模式就力不從心了。同時，仿效供港食品制定“只能銷售來自備案基地的蔬菜”等規定，不僅在法律上缺乏依據，也不符合國內農作物生產個體化而分散的實際情況。事實上，與個性化的運作模式相比，供港食品所處的監管環境才是我們更應復制的。
首先是嚴格的監管標準。香港食物安全中心采用的農殘標準，是參考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厘定的最高殘余限量。當前其農藥殘留限量標準有3300多項，并且不時修訂和公布有關限量。反觀中國內地，農藥殘留限量標準僅807項。監管標準形同“牛欄關貓”，自然擋不住無良商家的利益沖動。
其次是高昂的違規成本。以供港蔬菜為例，檢驗不合格將面臨“召回令”及處罰，停止供應進入15天的休整期整改。即使整改合格后，該蔬菜基地仍要被重點監測，連續進行3次精檢，全部合格后方可繼續供貨，否則便可能面臨取消供貨資格、吊銷牌照的危險。在嚴厲的監管高壓線前，違規的后果就是被除名，代價太大，生產者自然不敢鋌而走險，干搬石頭砸自己腳的傻事。
此外是規范的源頭控制。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蒲長城曾經說過，“安全的食品是生產出來的，不是監管出來的”，這體現的就是源頭控制理念。供港蔬菜備案基地，不僅申請環節苛刻，需要仔細考察其土壤、水質、肥料等方面能否達到質量標準，提供詳細的種植計劃和用藥計劃，同時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還會定期到訪，檢查其生產流程是否符合供港食物的檢驗衛生要求。從源頭進行控制，對流通環節和加工環節都監管起來，倒逼生產者形成了自律意識，最終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同樣來自內地生產，供港食品的獨善其身，折射出了內地監管環境的問題。也許，我們無法全盤照搬供港食品的運作模式，但借鑒建立一套完善的食品安全責任體系，并配之以嚴格的究責制度，對于遏制高發的食品安全問題也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