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記的親戚”低折扣買房的腐敗味

　　深圳一李姓女子自稱找了“政府的關系”，從開發(fā)商手中拿得批條，可以7.8折購買兩套大南山紫園別墅，低于市場價839萬元。不過事后，開發(fā)商不同意按折扣價賣房，女子指其不講信用。近日，記者獲得的相關錄音顯示，開發(fā)商董事局主席龔某龍確實曾答應給李女士7.8折優(yōu)惠。龔某龍說：“她說她是某書記的親戚，我才會給她這個折扣。如果她不是，我會給她這個折扣？”（《大河報》6月26日）

　　不管自稱是書記親戚的買房者，還是給出超低優(yōu)惠價的開發(fā)商，其目的都是為了證明自己和權力很親近，而親近權力會為自己帶來更多的生產力——購房者可以在市場交易過程中獲得普通人難以得到的收益，開發(fā)商雖然表面上看“讓利幅度”很大，但從長遠看也是獲益的，因為給親近權力的人以額外好處，等同通過親近“親近權力者”和權力建立起親近關系，從而獲得更大的好處。

　　這也就是開發(fā)商之所以要反復強調購房者一定是某書記的親戚才能享受如此折扣優(yōu)惠的原因所在，開發(fā)商的醉翁之意在于獲取“親近權力的生產力”，一旦要達到這一目的的基礎條件是錯誤的，開發(fā)商當然要撤回之前的優(yōu)惠承諾。事實上，這也從一個側面提醒我們，對此現象不應當糾纏于個案，而應超出個案審視“親近權力就是生產力”現象產生的真正原因。

　　親近權力之所以能夠成為生產力，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社會的資源分配是以權力為圓心向四面八方擴散的，離權力中心越近，得到的社會資源就會越多、越好，反之亦然。當權力而非權利成為資源分配的重要甚至唯一標準，親近權力就會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不僅表現在給領導親戚超低價購房的具體個案上，更表現在人們的價值取向上。近日，由清華大學課題組發(fā)布的《“中國大學生學習與發(fā)展”系列調研報告之二》顯示，畢業(yè)生最理想的單位類型是國有企業(yè)和政府部門，占到了六成以上。

　　當然，親近權力能夠成為生產力，也與權力運作的不透明和自由裁量權過大有關系。當權力既是資源的分配標準又是分配的手段時，與權力的親近程度就成為獲取生產力的重要標志。同時，這也決定了太多人可以像那個購房者一樣，從虛構的與權力的親近關系中，獲取不正當的生產力，比如近年來屢屢見諸報端的假借紀委之名敲詐官員、冒充官員親屬騙取他人錢財等案例。從這個意義上講，掌權者本人既是“親近權力就是生產力”的受益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受害者。

　　正常的社會情況下，親近權力是不應該產生生產力的，反倒是親近制度更能產生生產力，越是按照規(guī)則行事越能實現利益最大化。當“親近權力就是生產力”日漸流行并且被一些人運用到極致，說明我們社會中的一些公權力，還處于非常不規(guī)范的運行狀態(tài)中。而要改變這一狀況，唯一的辦法就是對權力進行充分有效的約束，讓權力在陽光下規(guī)范運行，使得親近權力與否對于當事人的預期利益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賀方 原題：“親近權力”原本不該成為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