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期刊登的幾篇讀者來信，反映出城鎮化進程中農民的利益訴求得不到保護和支持的突出問題。

　　看著手頭上這么多的來稿來信，再結合平時采訪中接觸到的一個個生動的事實，類似農民“被上樓”、“被進城”的情況，還相當普遍地存在著；視“大手筆”為魄力、以“搞得定”為能力的強勢思維，還相當頑固地存在著。因此，在一些地方，新房子蓋起來了，新城區建起來了，城鎮居民人口增加了，從統計數據上看，城鎮化率又提高了若干百分點。但是，如果群眾不舒心樂意、不覺得更加幸福，那么，指揮棒、鏟車、壓路機強勢推進下的城鎮化，勢必造成許多負面效應、掩蓋許多長遠矛盾。

　　政府下大決心、花大氣力去推動的事業，有時候為什么出力不討好、群眾不買賬呢？

　　還是聽聽他們的意見吧。內蒙古察右中旗的農民雖被遷進城，但生活未進城，城市用水、取暖、吃飯，生活成本樣樣高過預期，于是各家各戶在樓房內燒爐子，出現了“四處冒煙的樓房”；江蘇射陽讀者說，政府催促農民搞土地流轉、進城打工，可是有的農民進城后遭遇下崗，覺得還是在農村種地安穩，他們希望有一個自由選擇的空間；浙江桐鄉“姑媽”和湖南長沙“舅舅”的心病是，原本穩定可靠的收入渠道掐斷了，到了城里后又就業無門，閑得發慌。

　　說到底，就是安居樂業的問題。古今中外，不分民族地域，安居樂業都是一幅和諧的圖景。安居，不僅要有地方住，還得住得踏實；樂業，不僅要有穩定的就業，還得有持續可靠的收入。這樣，對自己的明天、對子女的未來才有一個亮堂的、美好的預期。

　　然而，對于絕大多數進城農民而言，安居的基礎是樂業，樂業的依托是產業。因此，實施城鎮化戰略，首要的不是盤算“地”的事情，而是琢磨“人”的事情。到2020年我國實現全面小康的時候，將有上億農村人口轉入城鎮。分散到各具體的城鎮，怎樣規劃壯大自身的優勢產業？怎樣保障城鎮轉入人口的社會福利？怎樣完善城鎮的服務功能？這些才是決策和施政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中國經濟列車持續高速運行了30多年，現在,片面強調GDP已經沒有市場，淡化政府GDP指標考核的呼聲越來越高。那么，在新一輪城鎮化過程中，會不會冒出新的考核指標？會不會有各類工程的“跳遠競賽”和城鎮化率的“跳高PK”？不能排除這種擔憂。

　　“干活不由東，累死也無功”。人民政府的東家，是人民群眾；搞城鎮化，最大的東家就是進城農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持續穩定發展，農民的生產生活水平跨越了幾個大的臺階，大部分地區基本實現了小康。實施城鎮化戰略，順應了廣大農民、尤其是新一代農民的新期待，也是我國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全面小康的“驚險一跳”。這一跳，成績好壞，關鍵是農民認不認可、高不高興。每一項政策、每一套規劃，都必須面對一個個家庭。一下子讓所有人都滿意，這不現實，出現個別矛盾也正常。但是，一些地方如果矛盾此起彼伏乃至怨聲載道，就應當反思政策實施的時機、力度和效果，反思政策實施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不是把進城農民的利益考慮充分了？城鄉居民生活是不是更美好了？

　　讓農民高高興興進城，才是好的城鎮化。決策者和施策者都要走到群眾中去，多征集民意，真心實意做農民進城的幫手，而不是站在群眾之外，高高在上，伸出巨大的主觀的推手。（張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