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一分”就是：加快京津冀共同市場建設、共同設施建設、共同資源建設，同時加快對北京進行功能分層。這是推進京津冀一體化值得考慮的新思路。

　　城市群的發展是現代文明的重要載體。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中國比較重要的三大城市群。以2.8%的國土面積集聚了18%的人口，創造了36%的國內生產總值，成為帶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主要平臺。

　　正因為如此，《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明確提出，要“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以綜合承載能力為支撐，提升城市可持續發展水平”。但客觀地看，京津冀城市群進展相對緩慢。因此，京津冀一體化受到各方的廣泛關注。

　　京津冀面臨的四大挑戰

　　第一，京津冀城市群本身的市場化程度偏低。誰最需要城市群發展？社會資本。城鄉群發展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城市群是建立在市場基礎上的自發經濟聯合體，而不是行政拉郎配的聯合體。相對來說，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區域之所以發展得較好，就是因為這兩個區域內市場化程度較高，社會資本相對比較活躍，形成了有效的產業分工與產業鏈，從而奠定了城鄉群的內生動力。

　　第二，京津冀城市群缺乏強有力的經濟領頭城市。長三角中，上海當仁不讓地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珠三角中，廣州和深圳成為重要的雙引擎，拉動其他城市發展；而在京津冀中，缺乏一個能夠進行資源要素配置樞紐的城市。北京經濟總量不小，但還承擔著大量非經濟性職能，使其不可能定位為單純的經濟中心；以天津或河北來統領區域發展，力不從心。

　　第三，京津冀城市群的基礎設施尚未達到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沒有做到有效對接，客觀上加大了三地的交易成本。例如，河北省交通運輸發展水平與京津差距較大，其中高速公路密度僅為北京的1/2、天津的1/3，還有京昆、京臺、京秦、密涿、唐廊等省際“斷頭路”。

　　第四，京津冀城市群公共資源配置差異較大。城市的發展取決于資源聚集的情況。我國在過去的城市化發展進程中，主要通過行政方式配置資源，行政層級高的城市，獲得的資源越多，發展越快。但這也帶來了不同城市間巨大的資源差異；有企業為了讓北京籍員工到河北工作，開出了工資翻番的優厚條件，重要原因就在于兩地公共資源差距。這局面不改觀，今后有可能面臨“產走人不走”的格局，成為一種“半一體化”。

　　以“三共同，一分層”推進“轉型”

　　要有效推進京津冀一體化，不僅要有城市群的理念和思路，恐怕更要有“轉型”的思路。在頂層思路，可以明確“三共同，一分層”的思路。

　　首先，加快京津冀共同市場建設。把京津冀作為一個經濟層面的共同體，打破行政限制。比如，三地統一產業政策規劃、統一企業管理，企業可以異地登記互認，統一市場監管等。通過京津冀共同市場的形成，真正使三地在產業上互補，形成有效的產業鏈格局，形成城市群的市場基礎。從這個角度看，社會資本是否會退出北京遷到河北天津，可能是衡量共同市場建設的一個最為重要的標準。

　　其次，加快京津冀共同設施建設。一方面要加快三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打通斷頭路；另一方面要加快設施軟件對接。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一卡制”，上海發行的公交卡，在杭州、寧波等地都能乘坐，就是一個重要的經驗，值得京津冀借鑒。當然，推進共同設施建設，需要大量資金。可以借鑒歐盟經驗，成立基礎設施共同基金或者區域發展平衡基金，主要用于解決跨區域基礎設施等軟硬件建設。

　　再次，加快京津冀共同資源建設。核心是實質性地縮小三地在公共資源配置上的差異。尤其是加快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資源的對接。比如，三地統一招生標準，三地醫療水平互通等。通過盡量減少公共資源配置的非均等化，加上產業的主動轉移，鼓勵更多的人在自由選擇下主動選擇到河北等地發展。

　　最后，加快對北京進行功能分層。可以考慮把北京分為兩個大的功能層。第一個功能層就是在專門的區域設立政治中心；第二個功能層是，現有剩余區域承擔經濟文化職能。在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政治中心不納入一體化的范疇，實施首都的特殊政策；而經濟文化職能則與津冀實現完全對接。（匡賢明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