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吃自己養的魚！”這是天津塘沽一帶養殖戶明確的態度。據《新京報》報道，這一帶的養殖戶，從魚苗投入魚塘的那一刻起就要往水里撒藥，消毒藥、抗生素、獸藥，五花八門，一年得下七八次藥，這樣，魚兒就能始終保持活蹦亂跳。

　　養魚的、賣魚的，都知道這些水產品不能吃、吃不得。但他們得靠這個不能吃、吃不得的魚來賺錢。可見水產品市場的生態，已經比實際養殖的生態來得更臟。

　　從報道看，點到了幾個問題，其中一個是養殖證。這個基本上沒有。但是糾結這個養殖證一點意義都沒有。大的養殖戶有證才可以養殖水產品，那么小面積的水域難道非得有養殖證才能養魚么？再說了，有證又怎么樣？有證的話，沒人監管，也無法保證食品安全、健康。

　　所以，更重要的就是監管問題。這是每逢食品安全問題必被拿出來罵街一番的“痰盂”。

　　然而，監管部門查一次可以，偶爾查可以，天天查，監管部門能不能做到、有沒有這個決心？是查養殖的這一頭，還是查銷售的終端這一頭？北京查水產品，監管人員還沒到現場，魚都下架了，這種荒唐的結果能夠出現，有意思么？

　　所以說，最大的問題并不完全在于生產和銷售環節，更應該追溯到提供藥物與配方的技術環節和營銷環節。許多人并不知道養魚的時候還能把獸藥派上用場。

　　毫無疑問，每個看上去昧著良心的養殖戶身后，都站著一群有知識、沒素養的科技人員或者機構。他們或者打著科技助農的旗幟販賣“獨門秘籍”，或者打著科技下鄉的名義推銷坑爹的藥物產品。于是人們看到，再沒文化的農民也能添加瘦肉精了，再沒科技含量的農家也會使用三聚氰胺了。從蘇丹紅、二惡英，到三聚氰胺、獸藥養魚，不健康算什么，來錢就行。

　　這么多年來，還有一些該反省的是把這些配方交到農民手上的科技工作者，以及他們的營銷機構。遺憾的是，至今很少看到有食品安全的案例，把問罪的重棒打在他們身上。透過今年這個案例，我們可以想像，誰在坑爹，一目了然。(劉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