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治安高危人員”是患了治理潔癖

　　盡管從統計學意義上，可能會有一些人群犯罪率相對偏高，但具體人員一旦犯罪自有法律可以懲處，不能因存在“嫌疑”就被清理。對“治安高危人員”可以進行處置，但那必須是事后的懲罰，而不能事先進行甄別。如果治理者患有潔癖，事先進行甄別，就是在濫用權力。

　　近日，深圳警方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稱，為給即將召開的大運會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警方發動了“治安高危人員排查清理百日行動”，在這場運動中，累計8萬余名“治安高危人員”受到震懾，離開深圳。

　　當地把“治安高危人員”概括為“無正當理由長期滯留深圳、行蹤可疑、對社會治安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構成現實威脅的人員”，這個總體特征很難明確界定，什么是居留深圳的“正當理由”，什么又叫“行蹤可疑”呢？

　　或許是為了對“治安高危人員”更精準打擊，深圳方面還對此進行了詳細的分類。只是這些分類大多也是描述含混，而且帶著明顯的有罪推定的清理邏輯。

　　比如，第一類是“有刑事犯罪前科，長期滯留深圳，且無正當職業及合法經濟來源”，如果僅僅是有犯罪前科，只要已經接受過法律懲處并改過自新，那任何人都不能剝奪其“長期滯留深圳”的權利，而如果他有通過不合法手段獲取收入的行為，那就應該走正常的司法程序，怎么能“清理”出深圳就了事？對于有犯罪前科的人，有關部門常常呼吁社會要包容感化，可如今在深圳竟成了被“清理”對象，讓人百思不解。

　　比如，第二類是“沒有正當職業，生活規律異常或經濟來源可疑的人員，特別是經常晝伏夜出，有群眾舉報，具有現實威脅的”，在大城市謀生的很多人，想必都有過或長或短的失業經歷，那么失業期算是沒有正當職業嗎？而有些網絡或者媒體從業者，就是“晝伏夜出”，看起來“沒有正當職業，生活規律異常”，如果不巧被鄰居因誤會而舉報，是否也要被當成“治安高危人員”清理？

　　更讓人不解的是，精神病人員也被納入了“治安高危人員”，這樣的管制邏輯就有違“人道”了。盡管從統計學意義上，可能會有一些人群犯罪率相對偏高，但具體人員一旦犯罪自有法律可以懲處，不能因存在“嫌疑”就被清理。

　　當然可以找到很多“成績”來為這項行動“正名”，比如“使全市搶劫警情下降16.4%，搶奪警情下降13%”。但一來“嚴打”的功績和清理“治安高危人員”有多大關聯很難認定，二來即使能達成正義的結果，也不意味著就可以使用非正義的手段。

　　對“治安高危人員”可以進行處置，但那必須是事后的懲罰，而不能事先進行甄別。如果治理者患有潔癖，事先進行甄別，就是在濫用權力。而這樣的甄別、排除過程一旦啟動，完全有可能持續進行，走向荒唐而可怕的地步。

　　深圳可以把不穩定因素排除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為什么不能拒絕，而將其再排除到其他地方？各地城市相互排除，那“治安高危人員”豈不是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間？最可怕的是，在那個模糊不定的標準下，人人都有可能成為所謂的“治安高危人員”。（喻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