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得出馬路文明嗎？
即日起，北京將嚴懲交通違規行為，“帶頭”闖燈的行人將面臨罰款。“在路口湊夠一撥人就走，與紅綠燈無關”，“中國式過馬路”一度笑傲江湖，任他紅燈綠燈，不管車來車往，給交通安全埋下了巨大隱患，如今終于迎來了重拳治理的冬天。問題是，單靠嚴管重罰，能“罰”得出現代馬路文明嗎？
毛澤東同志說過，“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同樣，沒有執法之帚的清掃，公共文明也不會自行建立。新加坡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也是陋習遍地，隨后新加坡政府出臺一系列“高壓手段”，比如隨地吐痰罰款50美金、在被禁止的墻上涂鴉將受鞭刑等，人們從難以忍受到潛移默化，新加坡也就一變而為干凈整潔、文明有序。
可見，對微小過失“零容忍”，是通往公共文明的重要路徑。“中國式過馬路”風行各地，其實也是某種程度上的“破窗效應”：因為第一個向“破窗”投擲石塊的人未受處罰，就會有更多人向“破窗”投擲石塊。帶頭闖燈的人安然無恙，更多人就會在法不責眾的心理下理直氣壯地違規，重拳治理的基本思路，正是在“小荷才露尖尖角”時懲治微小過失，防止演變成“接天蓮葉無窮碧”。
然而，如果只有嚴刑峻法，恐怕也獨木難支、失之偏頗。且不論如此嚴管成本巨大，有可能蛻變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運動式執法，就說闖燈行為背后，除了公民素質之外，就沒有交通管理不健全、公共服務欠完善的責任嗎？雷霆萬鈞的利劍高懸固然不可或缺，完善服務的春風化雨同樣至關重要。
紅燈時間長、綠燈時間短，好不容易等到綠燈亮，行人還沒有挪開腳，右轉彎的車輛就蜂擁而上……紅綠燈設置的不盡合理之處，交通管理和公共服務中的短板，不會因為嚴懲闖燈行為而自動消失，正如一位網友所言，欲改變“中國式過馬路”，先調整“中國式紅綠燈”。暴風驟雨式的嚴管重罰固然能在瞬間滌蕩一切，但是如果缺少完善服務的持續滋養，風暴過后難免一切照舊。
“漢家自有制度，霸王道雜之”，重拳出擊的“堵”與完善服務的“疏”，是涵養馬路文明的一體兩面，嚴懲闖燈行為只是邁出了第一步，但是切不可沉浸于“罰”來的一時快感而止步不前，畢竟，只有恩威并用，才能標本兼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