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未成年人不能總在條文上打“補丁”

　　針對近期校園性侵案頻發，《廣州市未成年人保護規定（草案）》新增“防性侵教育”內容，但其執行力度遭到質疑。草案中“家長不得讓未滿10周歲的子女獨處”的規定同樣遭遇懲處力度不足難以有效施行的問題。（6月26日《廣州日報》）

　　國家有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各省、自治區也相應制定了未成年人保護條例，但是大都立足于程序層面作出一些粗線條規定。近年來，一些地方試圖通過給立法打“補丁”，對一些具體行為作出禁止規定。比如，2011年，河南省將“不滿12歲不得坐在副駕駛位置”、“不得將未滿7周歲的孩子長時間單獨留在家中”等，寫進了地方《未成年人保護條例》。讓父母懂得該如何照顧與保護孩子，在細化方面這是一個進步。

　　但是，環顧這些立法，給人兩個感覺：一是具體行為的相關規定缺少系統性。未成年人的保護，涉及家長、學校、社會方方面面的責任和義務，應當有細致的操作手冊。比如虐待，哪些行為屬于虐待應逐項枚舉；又如防性侵，跟別人交往禁止哪些行為應明晰等等。

　　這么多年，與未成年人保護相關的個案很多，只要對這些帶有典型意義的個案逐一剖析，完全可以設計得更細致、更實用。單純地打補丁，臨時動議，如時下女孩遭性侵嚴重，就列入條文，盡管必要，但不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二是這些禁止的條款缺少強制性，即違規了如何處理，尤其是涉及父母的一些照顧義務部分，父母不執行，怎么監督管理與懲處？而且，父母被懲處孩子誰來照顧？一者我國尚沒有剝奪監護權的司法制度，二者現有公共服務體系也不具備承擔監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