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實現“治霾軍令狀”的“期望值”，必須同時滿足幾個條件：一是任務分解要“接地氣”，二要做到軍令如山，三要強化監督，四要按章辦事。

　　1月7日，環保部發布通報，為貫徹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環保部與全國31個省（區、市）簽署了《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明確了各地空氣質量改善目標和重點工作任務。

　　以首次啟動環境空氣重污染二級應急響應為標志，羊城近日也中了“霾伏”，成為霧霾的“淪陷區”。不論這些是“本地霾”，還是“外來霾”，說明覆巢之下，誰都無法獨善其身。從最早的京、津、冀到長三角，再到珠三角，無一幸免。這也給治理提供了一種思路，霧霾治理必須從總量控制向質量改善、從單一污染源控制向多種污染源綜合防控、從狹隘的屬地管理向區域聯防聯控演進。環保部與31個省（區、市）簽署“責任書”，確定各個地區PM2.5的下降目標，就是這種總體思路的體現。

　　簽訂“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的做法，是新思維還是老辦法？對霧霾治理的可期望指數有多高？應該注意那些技術細節，還是有討論的空間。應該說，通過地方官員簽訂“軍令狀”的方式執行公共政策，已經不是什么新思維了，大到保障房建設、房價調控、環境保護、疫情防控，小到防火、治安、關閉小煤窯，都可見到“軍令狀”的影子。“軍令狀”的期望值是：在對未能完成考核指標的地區進行通報批評、限期整改，甚至約談地方領導，一票否決，迫使地方重視上級政令，提高政策執行力。

　　要實現這個“期望值”，必須同時滿足幾個條件：一是任務分解要“接地氣”，實事求是，科學合理，地方政府通過努力可以完成，不能超出他們的主觀能力；二要做到軍令如山，號令一出，就要雷厲風行，一以貫之，不能虎頭蛇尾；三要強化監督，防止地方政府私下勾兌，通過假數字、假材料應付“軍令狀”上的承諾；四要按章辦事，不能完成任務的，按“軍令狀”的條款，該怎么處罰就怎么處罰，不能手軟。

　　在過往的“軍令狀”實踐中，有過不少教訓。譬如保障房建設，一些地方“軍令狀”是簽了，實際卻做不到（其中也有任務分解不科學的原因），于是就出現“抓壯丁”充數現象，個別地方將工廠宿舍也納入“保障房”，有的地方干脆直接“注水”。再如“控房價責任書”，在上級政府壓力之下，各城市都在2013年初公布了年度房價控制目標。一年過去了，國內城市房價紛紛超過預期，幾乎所有的“軍令狀”都成了廢紙，結果也不了了之。就事論事，“治霾軍令狀”并不比“控房價責任書”等更有可執行性。如果沒有新思路，這種老辦法的有效性堪疑。

　　鑒于大氣排放的復雜性與空氣的高度關聯性，各個城市單一的、碎片化的治理面臨著公平與效率的雙重困境。譬如，某大型大氣污染企業在甲城市被列入“黑名單”遷出，卻被周邊的乙城市當成“座上賓”迎請，一遷一建，零和博弈，對大氣污染治理貢獻率為零。因此，一個超越區域局限、強有力的聯防聯控機制對霧霾治理必不可少。這個機制，不僅涉及區域治理目標、標準的確立，產業布局、能源結構調整，還包括治理過程的指揮、協調、執行等。（練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