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斯達黎加首都圣何塞郊外的咖啡種植園里，采摘工正穿梭其間，將咖啡豆摘到掛在胸前的“卡胡埃拉”里。

　　在中美洲這個世界咖啡主產區，“卡胡埃拉”既是咖啡筐，也是記工單位。摘一“卡胡埃拉”（15千克）咖啡豆，工錢是2美元。

　　雖然這還不夠在圣何塞的星巴克里買一杯最便宜的咖啡，但已是中美洲最高的出價。每年收獲季，鄰國尼加拉瓜都有大批勞工來到哥斯達黎加，專門從事咖啡采摘。在他們的故鄉，2美元差不多是一天的收入。

　　在我們慣常的認知中，咖啡代表了一種文化和生活方式。巴爾扎克一生喝下5萬杯咖啡，完成了曠世巨著《人間喜劇》，“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成為傳世名言；梵高的名作《夜晚露天咖啡座》，取材自他在法國小城阿爾勒居住時造訪的一間咖啡館；巴赫甚至還專門創作了一曲《咖啡康塔塔》，為萊比錫的咖啡館演出助興。

　　可歷史的另一面告訴我們，咖啡不僅是文化，更與財富資本密不可分。1773年，倫敦證券交易所在喬納森咖啡館誕生；1817年，一群交易員在華爾街的唐提咖啡館起草章程，孕育了紐約證券交易所；1880年美國咖啡價格的崩盤，則直接催生了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的誕生，也開啟了咖啡作為投機品的新紀元。

　　自公元6世紀被發現以來，咖啡已成為除水之外人類喝得最多的東西：全球有超過10億人每天飲用咖啡，咖啡豆是世界上交易量第二的大宗商品，僅次于原油。

　　如今，咖啡業是年產值800億美元的大生意。然而處在一線的全球2500萬戶咖啡種植業者，并沒有從這塊蛋糕中分到多少甜頭。一粒咖啡豆，從摘進“卡胡埃拉”，到變成香濃咖啡，最多可以轉手150次。其中55%的利潤，被雀巢、卡夫、莎莉、星巴克等咖啡巨頭拿走，零售商和出口商再賺去35%，在咖啡園里揮汗如雨的農民，最多只有10%的賺頭。

　　這還只是理想狀態下的測算。

　　2013年，當巴西咖啡農將價格暴跌的咖啡豆付之一炬時，星巴克卻在漲價，理由是成本上升，可一杯焦糖瑪奇朵的價格，比3磅咖啡豆還貴；到了2014年，巴西遭遇罕見的大旱，眾多咖啡農顆粒無收，與此同時，紐約期貨交易所的咖啡豆價格飆漲了近一倍。

　　查閱紐約咖啡期貨的價格走勢圖，會發現那就如同一個心臟病人的心電圖：今天的咖啡豆價格，還不到1977年的一半。毫無底線的暴跌暴漲，已成為其作為期貨被交易134年來的常態，商人賺的盆滿缽滿，農民卻常血本無歸。

　　“咖啡是最大的快樂，咖啡，咖啡，它比葡萄酒更甜美”，在巴赫的樂曲中，咖啡被這樣歌頌。對一般人來說，它是先苦后甘的醇香飲品，讓人感到愉悅；對商家來說，沒有哪種農產品像它一樣帶來如此豐厚的利潤，當然讓人快樂。

　　可是對于千百萬的咖啡種植者來說，咖啡給他們帶來的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