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坐在延安中央大禮堂簡陋的長條板凳上，眼前總是浮現70年前黨的七大會議熱烈場面，耳邊似乎仍回蕩著黨的領袖們鏗鏘有力的發言。就是在這里，周恩來做了《論統一戰線》的報告，回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并從“要認清楚敵人、隊伍和司令官”三個方面總結了經驗。他指出，在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比別的階級先進，是應當領導別的階級的，這就是毛澤東同志說的‘司令官’”。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司令官”問題上，當年蔣介石認為國共合作是“招撫”，現在也有人以為中共的政府和軍隊加入國民黨是“被統”，這些看法顯然不正確。

　　什么是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毛澤東曾經做過這樣的詮釋，“它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這種用“行動”來實現的凝聚作用和帶動作用，就是領導。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的決議和毛澤東會后不久所做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闡述了黨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指明了在抗日條件下與民族資產階級重建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斥責關門主義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在這一總政策前提下，調整了對國民黨方針，把“抗日反蔣”轉變為“逼蔣抗日”。1936年下半年，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基礎上率先形成了西北地區的統一戰線，并與晉、綏、察、冀、滇、桂、川、新、甘、陜等地方實力派初步建立聯系，為形成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和全民族抗戰局面創造了條件。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積極推動事變的和平解決，實現了國內戰爭到團結抗戰的轉變。“七七事變”發生的第二天，我黨就向全國發出通電，號召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侵略。經過與國民黨的多輪談判，以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為標志，國共第二次合作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在中國共產黨積極努力和推動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中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各愛國軍隊、各階層愛國人士以及海外華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并發展起來。這就是中共對統一戰線的領導。

　　在全國抗戰的戰略防御階段，國共兩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在合作抗日的旗幟下，協同作戰，對日軍進行了有效的抗擊，使日軍實力受到較大消耗。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由于日本誘降和英美對日本采取“綏靖”政策，也由于國民黨對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發展壯大的畏懼，國際國內形勢復雜多變。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始終不渝地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成為引導全民族抗戰走向勝利的旗幟。這也是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

　　怎樣才能當好這個“司令官”？

　　“領導權要用力量來爭，因為領導權是有人和無產階級爭，和共產黨爭的”，這是周恩來在此次報告中總結黨的歷史教訓和抗日民族戰線的特點，得出的鮮明結論。大革命后期，陳獨秀堅持既然當前革命屬于資產階級革命，理應由資產階級主導，無產階級僅僅是幫助資產階級而已，這無疑就放棄了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結果造成國民黨右派肆無忌憚的“清黨”“分共”。可見，不要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是錯誤的。同樣，如果像彭述之那樣，僅認為無產階級覺悟高、本領大，領導權是天然的，不要爭！也不會獲得領導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相比，存在著更廣泛的民族性和復雜的階級矛盾。在這個陣線內不僅包括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而且包括以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統一戰線領導權，“不但大資產階級爭，自由資產階級也爭，小資產階級也爭。他們總要照他們的思想來領導這個隊伍。”中共要爭得領導權必須做到：一要制定正確的政治綱領，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二要對同盟者進行政治教育，在政治上把同盟者覺悟水平盡可能提高到當前革命綱領的水平；三要率領同盟者向著共同的敵人作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勝利；四要在教育同盟者的同時，照顧同盟者的利益，至少不損害其利益。

　　在同資產階級聯盟中實行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1939年毛澤東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指出，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道路，是在同中國資產階級的復雜關系中走過來的，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又聯合又斗爭的關系，對中國革命統一戰線有著特殊的意義，“這時所謂聯合，就是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所謂斗爭，在同資產階級聯合時，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爭；而在被迫著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斗爭”。中國革命歷史表明，如果黨不在一定時期中同資產階級聯合，黨就不能前進，革命就不能發展；如果黨不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它進行堅決的、嚴肅的斗爭，黨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歷史上我們黨在資產階級的聯合與斗爭問題上栽過跟頭、吃過苦頭。第一次國共合作中放棄統一戰線領導權，大革命失敗了。抗戰初期王明“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也造成一定損失，犯過把自己整個隊伍送出去的右傾錯誤。相反，實行關門主義，把自己孤立起來，成了“無兵司令”、“空軍司令”，犯過把整個隊伍推出去的“左”傾錯誤。因此，黨的正確方針，“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又不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斗爭兩個方面”。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互爭領導權的主要是國共兩黨。抗日戰爭時期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蔣介石集團，“一面和日本對立，一面又和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廣大人民對立”，是統一戰線中的頑固勢力，具有兩面性。對他們抗日聯共的方面應當加以聯合，對動搖反共的一面，必須進行針鋒相對斗爭。在抗日戰爭偉大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一整套成熟有效的斗爭策略方針和原則。黨制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總方針，提出了“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有理，就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就是勝利原則，不斗則已，斗則必勝；有節，就是休戰原則，斗爭必須要有節制，應適可而止，以免統一戰線破裂。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回顧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斗爭歷程，深刻總結其歷史經驗，承繼這份政治遺產，對于發展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對于指導當今世界大格局中的合作和斗爭，定會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