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以下簡稱《協定》）簽署儀式在北京舉行。亞投行（AIIB）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財長或授權代表出席了簽署儀式，其中已通過國內審批程序的50個國家正式簽署《協定》，此次未簽署協定的意向創始成員國可在年底前簽署。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作為中方授權代表簽署《協定》并在儀式上致辭。

　　從2013年10月中國國家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東南亞提出AIIB概念，到2014年10月首批22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在北京簽署了《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再到50國正視簽署《協定》。亞投行體現了中國式的行政高效，也意味著中國秩序的啟航。

　　國家金融秩序，戰后形成了美歐日主導下的世界銀行（WBG）、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亞洲開發銀行（ADB）。三大機構秉承西方式的治理模式，西方國家投票權上也占盡優勢。因此，在對成員國實施救助時，彰顯出強烈的西方特點，即被救助者必須按照西方模式進行包括政治、市場、產業乃至民生方面的改革。不改革不救助的“嗟來之食”，曾經讓亞洲金融危機時的韓國備嘗屈辱，也讓分離主義纏身的烏克蘭品嘗苦果。即便是同屬歐盟和歐元區的希臘，也被包括IMF的國際債權人苦苦相逼，希臘“賴賬”有可能被驅逐出歐元區。

　　在貸款審批、發放、額度等方面，傳統的國際機構也面臨著效率低下和救助資金不足的尷尬。經歷全球經濟危機，國際社會呼吁全球治理機構改革的聲音日熾，包括歐盟國家在內的西方國家，在主權債務危機時代，感受到中國資本的充裕和新興市場的活力，希望給予中國在IMF等國際機構中更多的投票權和話語權。但IMF的改革遭遇到美國國會置之不理的漠視。

　　傳統治理機構的低效率和全球化治理的不合時宜，直接促生了AIIB。作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舉措，AIIB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絲路基金”成為后危機時代最宏大最具創意的的全球治理計劃。畢竟，后危機時代的亞洲各國，存在著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訴求，從東南亞到南亞次大陸再到中亞、西亞各國，其宏大的基礎建設訴求可能是下一周期全球經濟起飛的決定因素。而嗷嗷待哺的上述各國，缺乏的是資本和基礎建設能力；中國的優勢則是豐裕的資本和過剩的產能。這形成了亞洲國家一拍即合的市場共鳴。

　　美國和日本的誤判恰恰在此，他們以為AIIB只是亞洲窮國的抱團取暖。因而以冷眼旁觀的心理，漠然審視著中國和印度等國主演的窮人的游戲�？擅廊蘸雎粤藲W洲和域外其他國家也需要在宏大的亞洲基礎設施市場，分一杯羹或搶一塊蛋糕�！捌邍�集團”（G7）“說好的不加入”因為美國最親密朋友英國向AIIB“拋去媚眼”而變成空洞的承諾，隨后英國、澳大利亞、德國等西方國家接踵而入AIIB。AIIB由區域性的“窮人游戲”變成了比肩IMF、WBG甚至可能超越ADB的全球經濟治理結構。

　　由此引發的中美日三國博弈還在上演，但AIIB的確意味著中國秩序的確立。隨著IMF、WBG和ADB從冷眼旁觀到表態合作，中國也表現出開放態度，在雙邊和多邊場合向美日兩國發出加入AIIB的邀請。

　　美日沒有加入AIIB，但態度已經軟化。AIIB無論是從開放性、治理機構、成員構成、業務運行、決策機制、投票權、特豁待遇等等，都讓美日的指責失色。即使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AIIB的治理機構也體現了西方國家的訴求，因而在公開透明度上并不亞于IMF和WBG。對于英國、德國等西方國家而言，AIIB讓其多了在全球治理機構中發揮作用的機會，至于是美國還是中國誰是主導者，并未本質區別。更重要的是，歐洲國家希望IMF改革以體現后危機時代更為多元開放（提高新興市場投票權）的努力，在AIIB中得到了體現。

　　和美國國會阻撓IMF改革和美國政府支持改革但死保IMF否決權相比，中國在IMF的投票權雖然占比26.06%，但也給予西方國家相應的投票權。而且，隨著加入成員的增多，中國所占份額也在“大盤”中稀釋...因而，中國主導AIIB但并未想一直控制這一全球治理機構。

　　更重要的是，這一機構體現新興市場和發達國家共治的特點，契合了后危機時代全球市場的新趨勢。在此情勢下，AIIB在救助模式、放貸效率上更加公平合理。

　　AIIB到年底將可正式掛牌運行，世界多了一個中國秩序的產物，全球市場也就了多了一個機會和一份希望。而且，AIIB已經釋放出良性競爭的效應--倒逼日本建立1100億美元的亞洲基礎設施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