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4月27日至29日，是汪辜會談20周年紀念日。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臺灣政治研究所副所長陳星17日在華廣網刊文表示，“汪辜會談”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語境下展開，其在處理兩岸問題上展現出的智慧以及經驗對今天我們處理兩岸關系來說仍是一筆厚重的資產。雖已過去20年，但是其留下的理論資源對未來我們處理兩岸關系仍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全文內容如下：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經過緊張籌備，第一次“汪辜會談”在新加坡正式舉行。“汪辜會談”在兩岸關系發展的歷史中具有重要意義，這次會談既意味著兩岸協商層級的提高和協商層次的拓展，更重要者在于，這次會談形成的一些重要共識，如“一個中國”原則等，成為此后處理兩岸關系的原則性框架。關于“汪辜會談”的意義，學界已有諸多研究成果，勿須再作贅言。“汪辜會談”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語境下展開，其在處理兩岸問題上展現出的智慧以及經驗對今天我們處理兩岸關系來說仍是一筆厚重的資產。

　　“汪辜會談”的舉辦是兩岸交流與交往日益密切的自然結果，事實上也是兩岸雙方不斷排除分歧并尋求合作的過程。如果還原到當時的歷史語境，“汪辜會談”能夠舉辦有一個關鍵性前提，即雙方對“一個中國”的具體內涵雖然有認知上的分歧，但是對“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卻有共同的體認。雙方在會談的準備過程中形成了后來被稱為“九二共識”的“一個中國”原則共同認知，成為兩岸協商得以展開的基石。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兩岸針對交流與交往中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了功能性協商，成為兩岸以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模式共同解決民眾關心問題的典型個案。這也說明，只要兩岸均抱持解決問題的誠意與善意，兩岸中國人完全有智慧和能力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汪辜會談”本身既是兩岸關系發展歷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其內蘊的理論意涵對兩岸關系未來走向又具有啟發性。從這次會談可以看出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兩岸政治關系的發展一直依循的路徑是“民間推動再倒逼公權力跟進”的模式。這一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兩岸間的政治對立長期存在。如果進行粗略的劃分，兩岸關系可以劃分為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兩個基本層次。1979年以前，這兩個基本層次是一致的，即兩岸在經濟上是隔絕的，而政治上則是高度對抗的。但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兩岸經濟交流的擴大與兩岸經濟合作的增加事實上造成了兩岸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的背離，從而增加了兩岸關系各個層面和亞結構之間的內在張力。在兩岸關系發展的過程中，兩岸經濟交流交往與民間的交流成為不斷沖擊政治關系的內生力量。具體而言，臺灣當局不得不調整政策以適應兩岸關系的發展，諸如兩岸人員交流的逐步放開、放松對大陸投資的諸多限制等，類似的例子俯拾皆是。

　　“民間推動倒逼公權力跟進”的模式也意味著兩岸協商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經濟聯系的加強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不太可能出現疾風驟雨式的突變。但是經濟關系聯結的緊密和交流交往的不斷增加則會以量變的形式最終導致兩岸政治關系的質變。臺灣當局兩岸政策的調整其實是兩岸關系發展推動下的被動產物，是面對兩岸關系不斷向前推進的形勢變化不得不適應的結果。在選民意見對臺灣的政治生態產生越來越強影響的背景下，一旦兩岸交流與合作成為大勢所趨與民心所向，無論是臺灣的政黨還是政治人物，都必須迎合民眾的這種需求，否則他們的生存空間會立即遭到壓縮。

　　慎終追遠，繼往開來。“汪辜會談”雖已過去20年，但是其留下的理論資源對未來我們處理兩岸關系仍有很大的啟發意義。今天的兩岸關系基本發展模式與“汪辜會談”時期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兩岸之間交流的深度和廣度都是20年前的兩岸關系不能比擬的，兩岸交流的制度化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過說起目前兩岸的政治關系，雖與1979代以前單純的兩岸對抗關系有了相當大不同，但在基本結構方面與20年前卻仍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如兩岸的政治對立狀態并沒有徹底消除。可以想見的是，隨著兩岸交流與合作的擴大，兩岸協商向政治領域擴張是必然的趨勢，因為在兩岸交流與交往過程中，功能性的協商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政治議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認為所謂的“先經后政”其實是“邊經邊政”。

　　就目前的兩岸關系基本結構而言，如果兩岸不能經過政治協商持續擴大共識并加強政治互信，兩岸的經濟合作與交流始終會面臨著不穩定的制度環境。易言之，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時常會面臨因兩岸政治上的糾結而產生大幅波動的風險。如果要解決這種不穩定狀態，只有通過政治協商消除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的背離狀態來完成。易言之，兩岸之間政治關系上出現的對立與合作兼有的復雜局面與兩岸日益擴大的交流與合作之間的內在緊張日益顯露出來，事實上已經成為兩岸開展政治協商的強大推動力。因此，在“汪辜會談”20周年之際，重溫這次會談中展現出的政治智慧，對我們未來更加有效地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有著現實的意義。（陳星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臺灣政治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