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臺灣大學教授假發票事件愈演愈烈。臺灣《中國時報》8日發表社論指出，究竟是“整報零用”還是“中飽私囊”，應根據不同的行為態樣，公正合理地解決。各大學校長迄今沒有勇敢站出來，為自己的行政管理疏失道歉，反倒是與整件事不直接相關的政府首長急得像熱鍋螞蟻。這樣的不對稱，正是外界對大學教授與校長不吝批判的原因。

　　社論摘編如下：

　　最近幾天，臺灣大學教授假發票事件越演越烈，幾乎形成臺灣大學學術社群與司法檢調系統之間的互嗆；日前，島內學術界三巨頭翁啟惠（臺灣“中研院”院長）、朱敬一（臺灣“國科會”主委）、蔣偉寧（臺灣“教育部長”）破天荒地站出來發表聯合聲明，也是臺灣學術史上頭一遭。事情演變至今，我們希望問題能區分不同的行為態樣，公正合理地解決，遂有以下之評論。  

　　據報載，這次引發學界焦慮的事件，是去年11月底彰化地檢署以“貪污治罪條例”第五、六兩條起訴了彰師大兩位教授。依起訴書所載，這兩位教授分別以耗材、維修之發票，購買了價值30余萬元（新臺幣，下同）的儀器與3萬元的筆記型電腦，也就是外界所說的“買Ａ物報Ｂ物”。  

　　檢察官起訴書中完全沒有指控彰師大教授有中飽私囊，因此這純粹發票、實物不符的過錯，被用最嚴厲的“貪污罪”追究，以致不能緩起訴，造成學界極大恐慌，也因為如此，教研界三巨頭才罕見地發表聲明，認為全面地以“貪污”起訴太過嚴厲。翁啟惠等3人并不是為部分報帳中飽私囊的教授護短，而檢方向媒體披露的則是有錢進口袋、本就該予嚴辦的其他案例；這兩種事實上是不同態樣的行為，因為大眾難以分清而造成混淆，以致爭議不休。  

　　彰師大教授之“購物品項不符”之所以要用“貪污治罪條例”起訴，據了解是因為檢方引用了2011年臺“最高法院”的一項判決。該案涉案的臺灣嘉義大學余姓教授承接某公司建教合作計劃百余萬，而該筆業界經費先進嘉義大學校務基金，再由余教授采購儀器。同樣地，由于余教授發票、實物不符，盡管該筆購物款其實來自民間建教經費，余教授依然被依“貪污治罪條例”判刑3年6個月定讞；如果該建教合作公司直接買儀器給余教授用，他就不可能涉罪。如此的法律形式主義似乎在處分規規矩矩把錢匯進學校的教授，也是學界質疑法律公平性的癥結之一。  

　　我們當然同意教授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檢方立場，也認同教授犯法絕無特權的道理，但是學界所提的“比例原則”與“刑罰謙抑原則”，也并非無理。彰檢與學界意見最大的不同，在于教授做研究報帳品項不符而沒有中飽私囊，究竟應以“貪污重罪”起訴或依“偽造文書輕罪”追究。  

　　坦白說，臺“最高法院”2011年459號判決將教授買儀器硬扯上授權公務員之代行公權力，不問研究實質、不問經費來源、只看形式要件，實在是有待商榷。更何況，最高法院判決也不必然對各地檢察官之起訴有拘束力。因此，彰檢與各地檢察署要不要以“貪污罪”起訴，其實是有權變空間的。檢察官不必整天把廠商“預放款”的極端案件拿出來擴大批判，而要對教授“沒有錢進口袋”的案例，構思其適用之追訴法條。否則，學界的焦慮不斷、爭議不斷，檢方既不可能全身而退，學界也會重傷敗陣。  

　　對于若干“抬價虛報、居中圖利”的教授犯行，我們當然主張依法嚴辦，不容寬貸，但我們也要對假發票盛行一事，提出一些批評。前段所謂預放款，其實就是教授們一次報銷多項耗材，待真正實驗要使用時再予取用，就是一般所稱的“整報零用”。由于整批報銷時使用尚未發生，而教授們也無法舉證其未來是否真會使用，故就法律要件來看，這就是“貪瀆”。這一類的預放款恐怕是大學理工與生命等實驗科學常見的陋習，照理說應該是由各大學設立耗材庫房代予統籌解決，如此才能免去教授們各自以“整報零用”涉嫌違法之情事。不只預放款事件是大學本身行政怠忽職守，其他假發票的相關態樣，也都與大學管理的松散有關。  

　　令我們遺憾的是，各大學校長迄今沒有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的行政管理疏失、為疏于耗材庫房管理、為陷教授于假發票報帳之不義、為內控之流于形式，向社會道歉，反倒是與整件事不直接相關的政府首長急得像熱鍋螞蟻。這樣的不對稱，正是外界對大學教授與校長不吝批判的原因。涉入假發票案的大學教授恐怕有數百人，但大學校長只有區區數人，向社會說明有那么難嗎？難道自己大學數百件假發票案，都要把責任推給法規制度嗎？我們不期待涉案教授一一站出來澄清個案，但是大學校長對于這么大的風暴，總不能不聞不問，任令教授們被檢方起訴、被社會凌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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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