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斬首、機槍掃射、活埋婦孺、釘死異教徒、洗劫后的城市“電線桿上掛滿人頭”……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不斷以其暴行沖擊世人良知的底線。11月2日，該組織又在伊拉克西部安巴爾省殺死200多名當地居民，再度引起世界的震驚和憤慨。同日，加拿大軍方對伊斯蘭國武裝進行了首次空襲，成為繼美、法之后又一加入空中圍剿該組織的西方大國。（相關報道見北京青年報）

　　“邪惡能夠得逞的唯一條件，是善良的人們無所作為。”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這句名言，用于當前伊拉克的混亂局勢再恰當不過。針對伊斯蘭國的反人類暴行，文明世界當然不能無所作為。不過，如果簡單地把伯克的名言作逆向推理，據此認為只要各國積極行動，局部地區的邪惡就能煙消云散、藥到病除，則大大低估了現實世界的復雜性。解決伊斯蘭國問題之難，既源于該組織自身的特性，更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極為復雜的世界性現象和趨勢，即世界政治在局部地區的碎片化問題正在惡性發展、愈演愈烈。

　　“伊斯蘭國”雖然以“國”自我標榜，但遠非一個有形的“強權”或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機器”，而更多是一支靠意識形態或極端宗教思想集結起來的、極為分散的非傳統力量。中國人的智慧強調“攻心為上，攻城為下”，但用之于混亂中的伊拉克，肅清一種無形的思潮，則要遠比消滅一個有形的政權困難得多。

　　伊斯蘭國的興起源自于伊拉克內部伊斯蘭兩大教派的沖突，折射的則是極端主義思潮在穆斯林世界的日益泛濫。代表極端遜尼派的該組織旨在推翻什葉派主導的伊拉克現政權，恢復遜尼派在歷史上的統治地位，同時還宣稱要將版圖擴展至敘利亞。顯而易見，伊斯蘭國的興起與美國當年通過戰爭強行推翻遜尼派的薩達姆政權有著非常直接的關系。伊拉克戰爭后，在外部勢力的強行介入下，伊拉克內部兩大教派的沖突被嚴重激化，這個基本矛盾連同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矛盾、伊斯蘭世界中親西方與反西方派別的矛盾、阿拉伯民族與庫爾德人的矛盾等交織在一起，已經將伊拉克從內部撕裂。伊斯蘭國正是滋生于其中的兩大教派矛盾，并利用了諸種矛盾交織成的復雜力量網絡及其導致的統治力量空虛，才能夠迅速得勢。

　　正因如此，伊斯蘭國對伊拉克現政權和西方世界而言，不是“疾在腠理”而是“疾在骨髓”，它是外部因素誘導下肌體內部發生的“癌變”。更要命的是，這種“骨髓之疾”的外在特征卻更像皮膚病中的“牛皮癬”，傳染性極強且四處開花，越撓越癢，很難根治甚而可能危及生命。通過當前“外科手術”式的空襲，或者像當年伊拉克戰爭一樣直接“攻城”，最樂觀的估計或許能暫時消滅極端組織的主力，但卻解決不了“攻心”的問題，無法清除極端思想滋生的根源，因而也無法解決伊斯蘭國或類似組織“春風吹又生”的問題。

　　伊斯蘭國的興起，表明全球化遠非當今世界的唯一重要趨勢。在整個世界連結為一個更緊密整體的同時，局部世界的碎片化現象也在向失控的方向發展。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曾在冷戰終結之際表達了自己的憂思，其飽受爭議的“文明沖突論”曾將伊斯蘭世界視作對西方文明的潛在威脅。“9·11”事件發生和“伊斯蘭國”興起后，亨廷頓似乎成了偉大的預言家。亨廷頓多少低估了伊斯蘭世界內部的碎片化給西方乃至全球帶來的挑戰。一百年前，巴爾干是世界政治碎片化的縮影，其主要根源是大國政治和民族問題；一百年后，中東是世界政治碎片化的代表，其主要癥結是宗教問題，當然還包括宗教問題與其他問題的交織；與此同時，傳統的大國政治和民族問題導致的世界政治碎片化現象遠未斷絕，烏克蘭沖突就是其當今例證。從某種角度而言，當前世界政治的局部碎片化現象與一個世紀前相比，沒有因為全球化而減緩，甚至變得更為劇烈和復雜。

　　伊斯蘭國再度大開殺戒和作為西方大國的加拿大加入空襲隊伍表明，“魔”與“道”之間力量和氣焰的較量再度升級，“尺”、“丈”之間的螺旋累加競賽遠未終結。世界上多數國家及其國民無疑都會將極端組織視作“惡魔”，但即便是在理性的文明世界中，由于歷史是非和現實利益的復雜糾葛，能否將圍剿極端組織的西方國家稱作代表“道”的一方，仍然缺乏完全一致的答案。不過，這次至少他們的敵人確定是邪惡的。（卜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