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張番番因要執導《三體》，突然成為一位“知名導演”，在大多數網友看來，將劉慈欣的《三體》搬上大熒幕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以至于不管是不是“三體粉”，都在留言“求（張番番）放過”，“三體要被毀了”。新生代科幻作家夏笳認為，《三體》電影版首先要解決的是：導演所謂的“七情六欲”與三體“為人類”的情懷間的斷裂該如何彌補，“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這個問題，那么整個敘事邏輯連同背后的世界觀、宇宙觀，都很可能變成大而無當的空洞景別。”

　　“中國科幻大片在哪里”，似乎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通常情況下，對于此類議題的探討，往往容易跳過那些使得科幻文化產業在歐美世界能夠繁榮的具體的經濟、社會與技術條件——從工業化到海外殖民，從冷戰陰影到好萊塢的技術蛻變，而變成一種怒其不爭式的自嘲。1997年，王小波便在一篇文章中，以他一貫的調侃語氣指出，中國人拍不出科幻片，不僅僅因為缺乏“科學知識”、“想象力”以及“沒錢”，更因為拍這樣的電影，沒辦法跟“上面”交代。①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科幻大片”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便逐漸成為“民族之夢”的某種投射，它呼喚著那些自晚清以來中國人始終殷切盼望的東西：資本、技術、產業化、“科學精神”、“文化影響力”、以及最為重要的“想象力”——不僅僅是想象更高的樓，更快的車，而更是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重新定位中國，并在這一主體位置上參與對未來的想象，想象當世界陷入危急存亡之時，中國人是否有可能敢為天下先，成為救世主。

　　科幻片中“中國式英雄”如何塑造？

　　今天，所謂的“中國科幻大片”情結，似乎已進入了“三體時代”，這意味著，我們積郁多年的焦慮、渴望、質疑、理想、失落，都聚焦于這樣一部具體的作品，并期待其創作者能夠在所有問題重重的環節上給出滿意的解答。在這里，我關注的是一個看似宏大然而又極為具體的問題，即“中國式英雄”的形象塑造。

　　在青年科幻作家飛氘（原名賈立元）的科幻作品集《中國科幻大片》中，一系列將中國上古神話與科幻元素相結合的故事，讓人想起魯迅的《故事新編》。故事中天地洪荒的蒼茫世界，仿佛充滿寓言色彩的舞臺，而以上古英雄面目出現的行動者們，則被塑造為一個個頂天立地的“中國式英雄”，一個能夠支撐起敘事空間的具有行動力的主體形象。這或許正是“中國科幻大片”這一書名最初的靈感來源——可以說，大片之“大”，不僅僅在于資本造就的奇觀，更在于大片本身的“高概念”（high concept）與大開大合的動作幅度，需要借助一個能夠代表普遍人類價值的現代英雄予以呈現。正如飛氘本人在后記中寫道：“調用一個族群對古老過去的自我講述，也隱含著某種企圖：想要挖掘和探索一種可貴的精神，也就是《故事新編》里面的那些人，大寫的人的精神。”②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科幻大片”的關鍵不在“大片”，而在“中國”。如果說中國科幻大片在一定意義上承載著“民族之夢”，那么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能支撐起它的“中國式英雄”，也即是一個能夠代表中國人去做夢和行動的堅實的文化主體形象。在筆者看來，正是這一點，對于華語科幻電影構成了最有難度的挑戰——當主人公不再是“超人”或“美國隊長”那樣代表著美國主流價值觀的白人男性英雄，而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時，我們該如何刻畫他的情感、意志與個人選擇，又該如何想象他與“人類”這一集體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