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戰爭，清軍大敗。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將“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以及澎湖列島“永遠讓與日本”。要無辜的臺灣人民來承擔清政府在甲午戰爭戰敗的災難，完全是不公不義。

　　簽約割臺的消息傳出，廣大臺胞悲苦萬分，哭聲達于四野。地方士紳電吁清廷：“全臺非澎湖可比，何至不能一戰？臣桑梓之地，義與存亡，愿與撫臣誓死守御。若戰而不勝，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對列祖下對兆民也。”全國人民堅決反對清政府割臺。康有為痛陳“棄臺民即散天下”，“欲茍借和款求安目前，亡無日矣”。

　　清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妄稱“臺灣雖重，比起京師則臺為輕，倘敵人乘勝直攻大沽，則京師危在旦夕。又臺灣孤懸海外，終久不能據守”，故“顧全大局，維持原議”，派全權大臣伍廷芳與日本全權代表伊東己代治在煙臺換約。日本政府隨即任命樺山資紀為臺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下令進攻臺灣。

　　為抵抗日本侵略，5月中旬，以丘逢甲為首的臺籍士紳籌劃成立“臺灣民主國”，臺灣巡撫唐景崧出任“臺灣民主國”總統。5月18日，清政府派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為割臺特使前往臺灣辦理交割事宜，并諭令“署臺灣巡撫布政使唐景崧著即開缺來京陛見。其臺省大小文武各員，并著飭令陸續內渡”，嚴厲禁止內地接濟臺灣抗日軍民。

　　5月底，日軍在澳底登陸，進攻基隆。清軍頑強抵抗，終因寡不敵眾而失守。6月上旬，日軍占領臺北城，唐景崧棄眾將士于不顧，返回廈門。

　　此時，劉永福臨危受命，組織民眾，繼續抗日斗爭。臺灣人民紛紛拿起武器，自發抵抗日軍。義軍內無糧餉、外無援兵，面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日軍，殊死抵抗。黑旗軍副將楊泗洪指揮鎮海中軍，協助劉永福，在云林、嘉義一帶抗擊日軍，明知事不可為，仍然堅守陣地，抱定必死信念，幾次打退日軍進攻，中炮陣亡。楊泗洪的尸骨被其親友輾轉運回故鄉江蘇宿遷安葬。為保衛祖國的寶島，楊泗洪向死而生，殺身成仁，俠骨忠魂，氣節千秋。10月，義軍終因彈盡糧絕，寡不敵眾，無援戰敗，劉永福撤返廈門。

　　清軍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主帥貪生怕死、臨陣脫逃。朝鮮半島多山地，南北縱深約1000公里，漢城到鴨綠江約500公里，易守難攻，如果主帥葉志超拼死抵抗，與平壤共存亡，完全有可能將日軍擋在大同江南岸，或起碼予敵以重大殺傷，遲滯日軍的進攻時間，使其不敢冒進。而葉志超狂奔500里，逃回中國境內，助長了日軍必勝清軍的信念。中國軍隊永遠退出朝鮮半島，日本終于獲得在東亞大陸的立足點，這是日本朝野謀求300年的戰果，為下一步滅亡中國掃清了障礙。

　　如果唐景崧不率先返回大陸，死守臺北，殺身成仁，臺灣軍民有可能在臺北地區予日軍以重大殺傷。從臺北到臺南，戰略縱深約200公里。日軍想效仿朝鮮戰役的長驅直入，速戰速決，未能如愿。日軍在臺灣中南部地區遭到重創，暴露了日軍的弱點，如不耐南方夏季高溫多雨濕熱天氣，面對高山、激流，不熟悉地形，面對殊死抵抗的臺灣軍民，出乎所料，顯得辦法不多。日軍在臺灣死傷慘重與在朝鮮、遼東半島、威海衛地區的較小傷亡，形成鮮明的對比。就軍事作戰而言，臺灣軍民在臺中一帶的保衛戰，震懾了兇惡的日軍，也表明即使用簡陋的武器，只要眾志成城，日軍并非不可戰勝。

　　在甲午戰爭中，清軍陣亡的三大高級將領是左寶貴、鄧世昌、楊泗洪。他們犧牲后，際遇卻是天壤之別。

　　1895年9月15日，清軍將領左寶貴率軍守衛平壤，英勇戰死，尸骨無存。光緒帝授予他“太子少保，謚忠壯，予騎都尉兼一云騎尉”等封號，將其事跡交付國史館立傳。其血衣被送回故鄉淮安河下安葬，建有左忠壯公祠。

　　9月17日，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在黃海大東溝海戰中壯烈殉國。光緒帝垂淚撰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賜予鄧世昌“壯節公”謚號，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師昭忠祠，御筆親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清廷還賜給鄧母一塊用1.5公斤黃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撥給鄧家白銀10萬兩以示撫恤。

　　楊泗洪壯烈殉國，屬“抗令不遵，咎由自取”，故清政府對其不聞不問，楊泗洪的親屬未得到任何撫恤。清政府如此刻薄寡恩，令為國效命的臺灣軍民心寒。故鄉人民自發紀念這位英勇的抗日名將，傳頌他的事跡。

　　宿遷青年陳頤鼎懔于國家積貧積弱，南下廣州，進入黃埔四期求學。北伐時三打南昌，任敢死隊隊長。1937年12月，陳頤鼎率軍堅守南京中華門，身中數彈，靠一塊小木板，漂過長江。1945年10月，國民革命軍70軍副軍長陳頤鼎率軍自寧波渡海，收復寶島臺灣，洗卻了中華民族在甲午戰爭中遭受的奇恥大辱，足以告慰楊泗洪的英靈。（作者：褚靜濤，臺灣史學者）